完本神战

§追随蒋风先生三十年兼论蒋风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第1页）

§追随蒋风先生三十年——兼论蒋风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一

从1983年报考蒋风先生的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至今已经整整30年。30年，弹指一挥间，我也从20岁的懵懂的大学生进入小时作文中描写的境界——“迎面走来一位两鬓斑白、年过半百的老人”队列，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我对先生的追随，对先生毕生奉献的儿童文学的追求。

我的儿童文学人生是先生给的，也是先生为我规划的。没有先生对我的用心栽培，就没有我今天的有意义的幸福人生。先生是影响我一生的人，给我人生方向的人，是我一生最尊敬、最崇拜、最感恩的人。我把这深深地埋在心底，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努力把儿童文学的事情做好，以儿女一般的心情，默默注视着先生和师母，祈祷并祝福他们。我最大的安慰和幸运，是二老的身体都非常健康。今年8月在合肥召开全国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第十四届年会期间，我回到先生和师母身边，惊喜地发现，他们走路比我快，吃饭比我多，才思敏捷，幽默风趣，童心来复，让所有与会的人都受到感染。先生却笑答，是儿童文学让他永远年轻，是来自四面八方、不同职业、不同身份、有着儿童文学梦想的学生们，让他童心永驻。

师范院校儿童文学研究会的前身是师范院校儿童文学教师进修班，是先生1984年亲自创办并领导的，明年将是30周年，培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教育教学、创作评论、出版推广人才。明年又正好是先生90大寿，他的学生们正在把“两大庆典”结合起来，策划一系列儿童文学活动来为他祝寿，为他祝福，这本文集的编选，也是其中之一。衷心祝愿我的导师和师母健康、快乐、幸福、美满，带领我们在儿童文学的阳光大道上快乐前行。

二

30年前，我报考先生的儿童文学研究生，有一段偶然又必然的故事。作为1980届桐城中学毕业的文科学生，高考失利，我在录取志愿重点大学一栏填了我国最东、最南、最西、最北的四所国家重点大学，没有一所录取，服从分配被调剂到安徽劳动大学（学校前身是安徽革命大学、安徽五七大学），这所大学远在宣城20公里外的麻姑山下叶家湾，原来是军队的农垦茶场，四面环山，没有围墙，学校广播里经常播放通知：“同学们请注意，校园出现大灰狼。”其开放荒凉程度，可见一斑。我的师兄师姐们经常步行20公里到宣城爬火车赶往省会合肥上访，最终于1982年春学校撤编，哲学、中文等文科师生分别划到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庆师范学院等。

与物质的贫乏相比，学校有一座隐映在苍松翠柏中的当时堪称现代化的新图书馆，外形酷似人民大会堂。我在那里第一次读到《儿童文学》杂志，知道还有一种专门为儿童出版的杂志；特别是张天翼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勾起我在初中时读这本书的快乐经历，当时因为没有封面也就不知道书名；顺着童话这一兴趣，一口气读完了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豪夫童话，以及古希腊罗马神话，由此对儿童文学发生了极大兴趣，于是按照图书馆借书目录，只要有童话、儿童文学字样的图书，都依次借读，终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苏联儿童文学世界，认识了高尔基、盖达尔、比安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特别是比安基的《森林报》。我当时给自己取了暗藏远大抱负的笔名：鲁安基——鲁迅、安徒生、高尔基、比安基，四位大家名字的组合，专门刻了藏书图章，将自己此后购买的儿童文学书籍，都无一例外地在扉页盖上鲜红的“鲁安基”印章。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癫狂，是自幼缺乏儿童文学的熏陶，饥渴的心田在那时得到了补养，心灵回到童年，在童心世界里，疗治我高考失利的人生第一次刻骨铭心的创伤。

类似刻骨铭心的伤痛，在我今后的儿童文学人生里，还有三次。一次是我连续考了五次蒋风的研究生才于1990年被录取；二是1993年我研究生毕业留在母校的愿望不能实现而被迫自寻就业；三是2000年《中华读书报》连发文章批评我的两部儿童文学著作有抄用他人著作的嫌疑。时过境迁，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激给我教训、给我历练的人们，因为每一次伤痛都触及灵魂深处，都是置于死地而后重生，也是我儿童文学人生的“三大拐点”，我为有这样的人生磨砺而幸运，让我学会虚心做人，踏实做事。

我走过人生这“三道坎”，都和先生的影响分不开。

1982年，我从安徽劳动大学被划到安庆师范学院，得知浙江师范学院蒋风教授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于是就冒昧给先生写信询问情况，由此开始了我的“八年考研”。我在一篇文章《我考了五次研究生》里有详细的记录。为什么没有考取？都因为英语没有达到录取分数线。从18分、32分、43分到65分，我完全在工作之余，靠高中英语的底子自学（因为安徽劳动大学的动**，被划到安庆师院已经是第二学年下学期，不再开设英语课，大学等于没有英语），直到1990年第五次考研，我背下了当年王安忆编写的《新概念英语词典》，做了大量英语试题，才得以英语65分、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为什么能坚持？就是在每一次失败后，先生都不抛弃不放弃，给我寄他新出的著作，在信中安慰并鼓励我：“理想的琴弦只有叩动奋斗的琴键，才能奏出人生美妙动听的乐章！”最让我感动的是1990年，我所在的学校和教育局已经不同意我报考，先生知道后，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大意是：韩进同志有志于儿童文学，是个好苗子，将来一定有出息，请学校给予特别支持。领导找我谈心，说堂堂大学校长、著名教授为一个考生给单位领导写信，太感动了，我如果不同意，岂不是埋没了人才，更对不住蒋校长。

1993年上半年，先生正好有半年的时间在日本讲学，我在另一位慈父般的导师韦苇指导下，倾心准备毕业论文和答辩，待到毕业时，因为诸多原因，不能留在学校儿童文学研究所了，韦苇老师把我介绍给北京师范大学浦漫汀（我的慈母般的导师），浦教授写信给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吕思贤社长，吕社长风趣地说：“我是思贤若渴，浦教授推荐的，一定照办。”当我拿着安徽省新闻出版局人事函办理离校手续时，浙江省教委却不同意，需要我缴齐三万元的定向培训费，才能出省就业。直到这时方才知道，当初研究生录取时，先生就有一个想法，希望我能留在他身边，继承他的儿童文学事业，于是在浙江省教委把我算作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定向培养的学生，办了毕业留所工作的委培手续。省教委有先生的签名为证，后经浙江师大校长出面协商，韦苇导师替我代缴3000元改派费，才得以离开。先生从日本回国得知情况后，难免惋惜无奈，并告诉我他早已托人与浙江尖峰水泥集团商调我爱人去做财务工作，让我们在金华安心；鼓励我即使不在科研单位，照样可以做科研工作，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玩具论》一书的编写（希望出版社出版，修订版获得了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用带领学生写文章、编写教材、合编著作的方式，是先生独创的“师傅带徒弟”提高创作能力、培养学术感觉、扩大业内影响、积累科研经验的办法，先生认为学生可以跟在导师名下“早出名”，先生就是帮学生广而告之，为毕业后就业、科研打下基础。所以，先生主编《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教程》《世界儿童文学大事典》等重要学术著作，都带领并指导研究生们一起做，以这样的方式，学生很快就有了科研成就感、行业知名度、专业关注度。

先生对我更是给予更多机会。刚到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1990），先生就策划了一套“儿童文学丛书”，包括《儿童文学原理》《中国儿童文学史》《外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选》《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选》，希望能支持我在安徽出版的工作，已经出版过师范院校《儿童文学》教材的安徽教育出版社对此有兴趣。1994年秋，时任安徽教育出版社小学教育编辑室（儿童文学编辑室）的主任朱智润先生和编辑陈龙吟先生一起专程到金华拜访蒋风先生，商定先出《儿童文学原理》《中国儿童文学史》两种。先生把主要精力放在《儿童文学原理》上，让我主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用先生的话说，他“下决心要编写好这部史书。但出版社受选题计划的制约，对书稿的完成有时间的限制，考虑到自己要在9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部四五十万字的学术著作，不是一件易事，因此邀请我已毕业的儿童文学研究生韩进硕士来完成这一重任，他欣然同意。这当中，因我视力衰退而引起书写困难，便由他参酌提纲执笔，除《绪论》《后记》外，全部是他个人的著作。这是我非常感激的”。其实我心里明白，这是先生特意给我机会，他曾明确对我说：“你如果有一部个人的学术专著，那在学术界的影响就会大不一样。”

接受先生的任务，我全力以赴，把它当作个人的处女作来认真写作。说需要9个月交稿，实际是从1994年秋到1995年夏有一整年的写作时间，从交稿到1998年出版，又有三年时间，边校对边修改，倾注了我四年间的青春热血，把工作之外的所有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部书稿的写作与修改上，不仅没有了休息日和假期，时常写到凌晨两点或者凌晨两点起床写到天亮，力求拿出一部像样的著作，为先生争光，也为自己打算。该书1998年10月出版后，获得过一些好评和肯定，但也给我带来巨大的伤痛。

蒋风先生一定知道并默默关注事情的发展，当时并没有特意说些什么。2002年7月23日至26日，先生创办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非学历研究生班第七次面授暨2002年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在合肥幼儿师范学校举行，先生邀请我讲授中国儿童文学史课程，期间自然说到刚刚发生的事情，先生慈祥地对我说：“过去的就过去了，汲取教训，多走出去，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次安排在合肥开会，就是来看看你，安排你授课，就是让你活动活动。”先生还说他计划把他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玩具论》等书进行修订完善，希望我振作起来，邀请我参加修订工作，我点头答应，一股暖流在心头涌起。我明白先生的良苦用心，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同时更强烈地感受到先生作为大家的大气、导师的宽容、家长的呵护，这也是让我“受用一辈子”的温暖。此后，我用了很长时间和很多精力，受先生之托，修订编著《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将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压缩改写，并增写了《第一编中国儿童文学史前足迹》，形成《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第一编至第七编，即从史前期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间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简史（全书共八编，第八编《1977—2000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约27万字。这次写作的过程，无疑更是一次温故知新的过程，它的另一好处，是让我漂浮的心，一下子沉静下来，灵魂从歧路回到正途，为我以后继续儿童文学爱好、继续服务儿童文学，产生了极大的鼓动和推动作用。

三

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我以为主要有四：一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开创、奠基人之一。二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杰出代表。三是培养了一支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队伍。四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世界的第一人。

早在50年代，先生就在浙江师院开设儿童文学课程，以讲稿为基础，于1959年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讲话》，这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儿童文学史意义的著作，鲁兵先生称之为“我国儿童文学的‘史略’”，是“整理和编写我国儿童文学史”“一个良好的开端”。“文革”时期，先生已经完稿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简史》被抄毁。“文革”一结束，先生重回讲坛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高校恢复儿童文学课，并于1979年在全国率先招收儿童文学研究生，建立儿童文学研究室（1979—1988年，1988年升格为儿童文学研究所，先生任所长至1994年退休），1982年出版“文革”后第一部儿童文学教材《儿童文学概论》，1986年出版先生主编的中国第一部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1991年出版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2年出版先生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至此，先生基本完成了对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构建：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编写儿童文学教材、培养儿童文学师资。方卫平先生在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学科发展历程时曾指出，“儿童文学这一处于学术体制边缘的弱势学科，在被一南一北两个村子夹于其间的浙江师范大学，却得到了一种难得的学术尊重、呵护和培育”，“获得了中国所有高校中最好的大学文化土壤和体制保障”，与蒋风先生在浙江师院的开创之功以及先生担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期间（1984—1988）将儿童文学作为核心学科来建设所奠定的基础牢不可分。

先生的儿童文学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儿童文学概论》里，这是“新中国最早一本系统的儿童文学专著，曾一版再版，被各师范院校选作儿童文学课教材”。该书具有鲜明的中国儿童文学特色，既汲取了苏联儿童文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又顺应中国文学发展的时代要求，更有先生儿童文学创作、教学、科研的心得。从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三个方面，界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术概念，是经过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正反两个方面历史经验和教训检验的最具有合理内核的儿童文学观，是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石。

先生认为：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专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或改编、适合他们阅读、能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它是文学的一部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服从文学的一般规律，但它又是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的本身的特点，即儿童文学的特点，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适应不同年龄少年儿童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成为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工具之一。

先生强调儿童文学与文学的一致性，儿童文学首先是文学。儿童文学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性质、发展规律，与文学都是一致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我们谈儿童文学时，首先应该认识它与成人文学的共同性，更不要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

先生认为文学与儿童文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强调研究任何事物既要看到它的共性，更要探索它的个性，因为“无个性即无共性”。我们研究儿童文学也一样，既要看到它和一般文学的共性，也要研究它自己本身的运动形式，研究它的特殊矛盾，研究它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特殊点。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战斗任务中的作用，更自觉地执行党的文艺路线。

先生认为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由儿童这个特定的读者对象决定的，强调儿童文学要完成它对少年儿童的共产主义教育任务，必须先认真了解它工作对象的特点，研究它的对象的要求、兴趣、爱好、接受能力等。并引用高尔基在《儿童文学主题论》中的忠告：“有志于儿童文学的作家必须考虑到读者年龄的一切特点。违背这些特点，他的著作就会变成为没有对象的、对儿童和大人都无用的东西。”

先生认为要研究儿童文学的特殊性，首先要研究儿童的年龄特征，强调儿童文学的年龄特征，既有生理和心理基础，更要关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和时代性，全面科学准确地理解儿童年龄特点，关注不同年龄阶段对儿童文学的特殊要求，因为儿童文学的特点是它的对象的特殊要求在文学上的反映。

先生认为儿童文学的特点，应该在文学性和儿童性完美融合的前提下，强调“明确的方向性”，强调“儿童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学的第一个明显特点，就在于它具有明确的教育方向性”，在于“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工具”。因为儿童的世界观人生观正在形成，可塑性大，儿童文学对他的感染和引导必须是明确的、正确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应该具有明确的共产主义教育方向性”；“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比起一般文学来说，要更明确，更有目的，也更有计划性，也就要对小读者进行有目的的、有计划的共产主义教育”，这是由少年儿童是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

由此可见，先生回答了“为什么要有儿童文学？”“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为什么人（儿童）”以及“如何为”这样一些儿童文学的根本问题，明确了“为儿童”是儿童文学之所以存在的核心问题。初步构建了“文学性、儿童性、方向性”辩证统一、“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架构，文学性是躯体、儿童性是灵魂，方向性是生命，这是那个时代对儿童文学可能做出的科学、辩证、准确、全面的理论阐释，具有一种与时俱进的开放体系，至今仍然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完全取而代之，这是先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