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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7章 诏书(第2页)

“领主的收入不靠在租子上榨。”杨安远给他倒了一碗薄荷茶,“地肥了,产量高了,虽然比例低,但总量反而多。而且农户有余粮,就有力气修水渠、补道路、养牲口,地就越种越好。地好了,领主的面子也好看。这是循环。”

尼科洛修士盯着杨安远看了很久。他的眼神里有困惑,有赞叹,还有一种像是发现了一个全新世界的激动。他低下头,在笔记本上写了很长一段话,笔尖划得飞快,墨水溅在了袖子上都没察觉。

第四天,尼科洛去了水力工坊区。但他不是去看铁坊或者纺车的核心技术,而是看水力磨坊和灌溉用的提水器。杨安远只带他看了外坊区——水轮驱动磨盘磨面,驱动捣锤打谷,还有一个简易的链斗式提水器,把河水提到高处的水槽里,再分流到田间的沟渠。尼科洛对这些装置极感兴趣,围着水轮转了十几圈,看叶片的角度,看传动轴的连接,看齿轮的咬合。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造的?”

“是。”杨安远没多说。他没带尼科洛去看北岸的十六锭纺车和铁力锻锤,那是盛京的骨,不是随便给人看的皮肉。

第五天清晨,尼科洛修士提出要走了。他没有多留,说罗马的复活节快到了,教皇等着他的汇报。杨安远送给他一份礼物:一本新抄的《盛京农事手册》拉丁文摘要,工工整整抄在羊皮纸上,装订成册;另外还有一小袋种子——硬粒小麦、扁豆、鹰嘴豆各一升,用麻袋装好,标注了种植要点。

“杨先生,”尼科洛修士在码头上握住杨安远的手,他的手掌干燥粗糙,满是老茧,像个老农的手,“这五天的所见所闻,我会原原本本禀告教皇陛下。我在罗马周边有五百亩教会领地,回去后我就按你们的三圃制和压青法试种。如果成了,那是上帝的恩赐;如果不成,我明年再来请教。”

“随时来。”杨安远说,“盛京的门,对想种地的人永远开着。”

尼科洛修士上了船,沿着阿勒河顺流而下,再转罗讷河,回罗马去了。他的背影消失在河湾处时,杨安远还站在码头上,手里捏着尼科洛临别时塞给他的一张纸条,上面用炭笔画了一个简单的十字架,下面写着一行字:“播种之前,先测土温。”

盛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常态。春耕、纺纱、打铁、晒盐,日子像阿勒河一样不紧不慢地流着。杨保禄偶尔问起尼科洛的事,杨安远说“该看的都看了,该说的都说了”,杨保禄便不再提。他知道这种“学习访问”多半是教皇的礼节性姿态,看过也就忘了,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但三个月后的一个夏日清晨,一支规模空前的使团出现在了南岸的码头上。

领头的是塞巴斯蒂安,尤金二世的年轻执事,去年送铅印来过。但这一次,他身后的队伍比上次庞大得多:十二个身穿教会礼服的随从,四匹驮着箱笼的骡子,还有一队由八名教会护卫组成的骑兵,披着印有圣彼得钥匙徽记的罩袍,手里的长矛杆上都缠着银白色的丝带。他们沿着南岸一路走来,路上的农户和商人都看呆了——在洛泰尔和路易打得头破血流的年月里,已经很久没有人见过如此体面的教会仪仗了。

塞巴斯蒂安在主仓前的晒场上宣读了诏书。

那不是一封普通的信,是一卷用紫色丝带系着的羊皮纸诏书,展开后足有三尺长,上面用教皇专用的金色墨水书写,字迹华美端庄。诏书的末尾,压着一枚巨大的火漆印——不是普通的铅印,是教皇玺,用纯金铸的印章压在猩红色的蜡上,图案是圣彼得的两把钥匙和一本打开的圣经,周围环绕着一圈拉丁文铭文:“尤金二世,上帝众仆人之仆人。”

围观的盛京民众鸦雀无声。他们不认识那些华丽的拉丁文,但他们认得那个金印。在那个时代,教皇的金印比任何国王的宝剑都更权威,因为它代表着上帝在人间的意志——至少在纸面上如此。

塞巴斯蒂安用拉丁文宣读,杨安远站在旁边,低声翻译给父亲和两位叔叔听:

“……鉴于阿勒河畔盛京之民,勤于耕作,善于农事,其所行之轮作制、压青法、水利灌溉之术,皆有益于教会领地之丰收,有益于基督子民之温饱;又鉴于盛京之主事者杨保禄及其族人,恪守中立,不行不义,使商路畅通,百物丰饶;朕,尤金二世,以教皇之尊,特此颁诏:确认盛京之领地、其居民及其商路,均在教会法之保护之下。任何世俗领主、军事集团或个人,不得侵犯其领土,不得阻断其商路,不得向其征收未经教廷核准之赋税。凡在盛京之地动武、劫掠或施暴者,即视为对教会之挑战,朕将保留一切神圣之制裁权力……”

诏书的内容很长,但核心就这几句:盛京受教会法保护,谁打盛京,就是打教会。

宣读完毕,塞巴斯蒂安将诏书双手奉给杨保禄。杨保禄单膝跪地——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对除了父母之外的人下跪,但面对教皇玺,这是必须的礼节——双手接过。羊皮纸入手沉重,金印的火漆散发着淡淡的蜂蜡和松脂气味。

“杨先生,”塞巴斯蒂安扶起他,微笑着说,“教皇陛下还让我带来一句话:尼科洛修士回去后,在罗马郊外的教会领地上按贵地之法试种了三十亩小麦和扁豆。春分播种,夏至收获,产量比往年增加了四成。教皇陛下亲自去看了,说‘这是上帝借凡人之手行奇迹’。因此,这份诏书不仅是一纸文书,也是教皇陛下对盛京实实在在的谢意。”

杨保禄站起身,手里捧着诏书,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他看向杨安远,杨安远的眼睛亮得吓人;看向杨定军,杨定军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看向杨定山,杨定山的手按在腰间的刀柄上,指节发白。

当晚,兄弟三人在主仓的密室里开会。诏书被平铺在橡木桌上,烛光在金色的字迹上跳动,把房间照得忽明忽暗。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杨保禄先开口。他的手指轻轻敲着诏书边缘,没有碰到教皇玺的火漆,“好处很明显:有了这东西,洛泰尔和路易两边的军队都不敢明目张胆地动咱们。谁动咱们,就是动教会,就是动尤金二世。诺德海姆那头黄狮子,见了这诏书也得夹着尾巴。”

“坏处呢?”杨定山问。

“坏处是,咱们从暗处走到明处了。”杨保禄抬起头,看着两个弟弟,“以前咱们是个偏远的河边市集,没人正眼瞧。现在教皇金印一盖,全欧洲都知道有个盛京,有六门炮,有铁坊,有纺车,有能让小麦增产四成的农书。咱们成了盘子里的肥肉,所有人都会盯着。”

“盯就盯。”杨定军的声音很稳,“咱们的炮还在,铁还在。教皇保护的是咱们的地和商路,但他没派一兵一卒来。真有人打过来,还得靠咱们自己。”

“对。”杨保禄把诏书小心地卷起来,用紫色丝带系好,“所以这东西要供起来,不能锁在箱子里。明天,让安远带人在主仓正厅修一面墙,把诏书裱好挂上去,再刻一块木牌,拉丁文和德文双语,写清楚盛京受教会保护。让来盛京的每一伙商人都看见,让每一条船、每一头骡子都知道。”

“让敌人也知道?”杨定山问。

“尤其是让敌人知道。”杨保禄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夏夜的阿勒河,河面上倒映着半轮月亮,水波不兴,像一面蒙了灰的铜镜,“打盛京,就是打教会。这句话比咱们的铁弹丸还硬。但定山,从明天起,防务加一倍。教皇把咱们抬上了桌,桌上不光有朋友,还有刀。”

杨定山点点头,起身去安排了。

杨保禄独自留在密室里。他捧着那卷诏书,走到墙角的一个铁柜前。柜子里锁着盛京最要紧的东西:地契、工坊配方副本、还有父亲杨亮留下的一些看不懂的图纸。他把诏书放进去,想了想,又拿出来——这东西不该藏着,该亮着。

他走到主仓门口,夏夜的风带着河水的潮气扑面而来。远处,北岸碉楼上的灯火若隐若现,像一只独眼在黑暗中窥视。杨保禄举起诏书,对着月光看了看。羊皮纸在月色下泛着柔和的乳白色,金印的火漆像是一枚凝固的太阳。

“爹,”他低声说,声音轻得只有他自己能听见,“您看到了吗?咱们杨家,从一条漏水的小船,走到今天,连教皇都给咱们盖章了。可我怎么觉得……路比从前更难走了呢?”

没有回答。只有河对岸传来一声夜枭的啼叫,短促而尖锐,像是一把钝刀划破了寂静的夏夜。

杨保禄把诏书贴在胸口,站了很久。直到月亮西斜,直到北岸碉楼上的灯火熄灭,直到第一缕晨光从东山脊后面漏出来,把诏书上的金印照成一片温暖的、危险的、耀眼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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