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五 宋朝的兵制（第1页）

第五节　宋朝的兵制

强调文治精神，在制度安排上有意以文制武，以文压武，这大体上是历代王朝的共性。但在军事体制内部，往往并不因此而压扁武人，总是留有余地，以保持军队系统的相对独立，借以制衡行政势力。但是，宋朝的军事制度，则不是这样。它不仅将传统的文治精神强调到极致，使得武人完全处在文官控制之下，而且着重在军事体制内部设置重重障碍，把军队束缚得紧紧的，全然无法灵活动作。只强调效忠，不在乎效率，这是宋朝兵制的一大特色。

历朝历代的军事制度，无非有两个目标：一是能将军队控制得住，二是对军队使用得好。一般来讲，在冷兵器时代，在兵为将有的情况下，军队作战效能比较高，但控制系数低；在兵为国有的情况下，军队作战效能要低，但控制系数高。因为，冷兵器时代的作战，往往是血肉相搏。对于军队组织而言，需要将领和士兵恩义相孚，感情融洽，至少得彼此熟悉，这样才能有较好的配合效果。古之名将和兵学大师吴起为士兵舔痈，士兵为之死战，其实是驾驭士卒的一种方式。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个小农社会，农民习惯于生活在基于乡土的共同体之内，有小圈子互助的本能。一旦离开了土地，变成士兵，必然模仿原来的地缘和亲缘圈子，结成类似的共同体。所以，在这样的军队里，如果不重新形成一个“熟人社会”，彼此就难有凝聚力。

另外，从军队和行政系统的关系来看，双方结合得紧，军队效能就高，反之，则后勤保障以及相关的动员措施就可能出现障碍，导致军队行动受限。当然，一个成熟的帝制国家，不可能将行政和军事权力集中在一个系统之内，但为保证军队的有效性，两者部分的结合还是存在的。汉代的郡、尤其是边郡的军政合一，唐代边地节度使的军政合一，都体现了这种结合。当然，这种结合对于中央政府是危险的，特别容易造成政权的动**，或者地方割据。不过，尽管有危险，一个合理的制度必须使得军队与地方行政有着适度的结合，否则就难以应付突然的危险，尤其在边境上更是如此。军队与行政当局脱节的结果，只能导致边防军对紧急事件应付不了，甚至难以抵挡外敌的突然入侵，不能为中央政府部署应变反应争取起码的时间。

事实上，无论是军队组织内部的兵将关系，还是军队组织外部的军队与地方行政系统的关系，都是军事制度所必须面对、而且需要做出妥善制度安排的。目标就是，必须保证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性，但又要防范其可能的离心趋向。汉代的军事制度，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一方面，它是兵为将有的，但只局限在将领和他的亲兵部曲范围内，其他士兵都属于定期为国家服役的农民，但这些服役的农民跟将领之间也有相当的亲和性，只是用分隔各个单位的方式，防止叛离。另一方面，军队和地方行政当局是合一的，郡太守就是郡的军队首领，但这种结合又被局限在一个个郡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军事制度的设置，是在两极之间走钢丝，一端是低效而可靠，一端是高效而易叛。偏向于哪一端，都会导致皇权的不稳甚至危机。但是，也许由于五代时期骄兵悍将的刺激过于强烈，宋朝的军事制度安排，居然一边倒地趋向低效而可靠一端。

1．军队的分类和布局

宋朝的军队分为中央军和地方军。中央军是皇帝的亲卫军禁军。地方军有厢兵、乡兵和蕃兵。蕃兵招自内附的少数民族，主要用于以夷制夷，防范边境少数民族的骚乱，编制不定，多数情况下只给一个名义和少量补助。乡兵是地方有急务时，临时招募的士兵，一般不脱离本地的乡土网罗，编制不定，事毕则散。厢兵才是正经的地方军队，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大半老弱病残，仅仅可以供衙门使役，根本不能用来作战。而且，没有特别的需要，地方上不许招募乡兵。事实上，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特许，地方上也没有能力招募乡兵，因为宋代的地方财政权限甚小。地方上的军队如此孱弱，以至于平时连稍微大一点的团伙盗匪都对付不了。每当流窜的匪帮临境，申报中央派兵来不及，往往就由官员出面，以牛酒金帛贿赂对方，让他们到别处去。

北宋仁宗年间，群盗劫掠高邮。知军州事晁仲约知道不能抵御，于是让官员和当地富绅备酒肉出迎，酒足饭饱之后，还送给他们一批厚礼，群盗由此离开高邮。事闻于上后，当时的枢密副使富弼要惩罚晁仲约，但参知政事范仲淹不同意，他认为贿赂盗贼固然违法，但地方无兵无械，无从抵御盗贼，这么做也是无奈之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

福建剧盗廖恩聚众数千，劫掠城乡，杀害将吏，整个东南为之骚然。地方对他毫无办法，朝廷只得将他招安。廖恩被招安后，被授予三衙（中央军）右班殿直，在赴三班院候差，填履历时，一群原来的盗贼大多要填上点自己的过错，唯独廖恩自称“出身以来并无公私过犯”。（沈括：《梦溪笔谈》卷25）

宋朝的中央军就是皇帝的禁军，它实际上是宋朝唯一的军队。这支军队集中了全国最强壮的军人，挑选的标准是琵琶腿（粗壮），车轴身，一杠棒高（五尺五以上）。凡是厢兵中有合乎标准的，都要送到中央来。禁军最多的时候，达到120万人。禁军是完全采用招募的方式组成的，是彻底的雇佣军。不过，由于宋军战绩不佳，所以，社会上往往将那些行为不端的人送来当兵，地方官府也有意助长这种倾向，以消除地方治安隐患。所以士兵虽然身体不错，但有流氓习气者不在少数，实际上素质并不高，每战稍挫即散。由于禁军平时的管理者是没有作战任务的三衙诸将，他们既然不需要对战争负责，所以训练难免马虎，常常将士兵当成为他们劳作的工具，甚至将士兵租出去为商人工作借以牟利。

2．禁军的指挥系统

宋朝的禁军系统一般说来是枢密院——三衙体制，但实际上是将军队指挥系统一分为三：枢密院负责军令的发布、军队的调动、人员的升迁等所有重大的军队事务，但枢密院的成员均为文官，而且见不到一兵一卒，完全是凭空指挥，纸上谈兵；三衙，即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衙诸将负责禁军平时的训练与管理。而出征的时候，由皇帝另派将领来统率，这些将领可以来自中央，也可以来自地方，反正都是平时士兵们见不到的人。

枢密院是全国最高的军政管理机关，其长官枢密使和副使与宰相一并为宰辅，执掌国政，主要分管军事事务。正如国家的其他事务宰相要受到枢密使牵制一样，枢密使负责的军事事务宰相也可以过问。事实上，每次重大的军事调动和决策，以及将领的升迁降黜，都是宰辅们共同商议，最后报皇帝批准才能执行。

三衙从后周的殿前司演变而来。不过，当年赵匡胤任殿前司都点检（主官）的时候，下属是一群能征善战的战将。但是，宋朝的三衙，却有意识地让一群无能之辈充斥着。对于三衙诸将，朝廷从不要求他们能够带兵打仗，只求他们忠厚老实，效忠皇帝，越平庸就越好，越无能越合乎要求，这样的人才没有野心，也没有能力起背叛之心。由于原来赵匡胤做过都点检，所以这个职务不再授人。因此，三衙长官就以都指挥使为最高。三衙之中，每衙设都指挥使一，副都指挥使一，都虞侯一，负责各自衙门的工作。不过，经常连都指挥使也不设，以副职和都虞侯负责。一般来讲，由于马军司和步军司是从殿前司分出去的，所以，在名义上，殿前司的地位要高一些，官衔的等级也稍高一点，但三衙之间绝无相互统属的关系，各自负责自己的事务，管自己的兵马。三衙将领有严格等级，诸将只能严格按照年限晋升，不许破格越等，也不许有空缺。

三衙的使命大体有两种，一是负责禁军以及地方厢兵的训练和平时管理，二是为皇帝担任宿卫，或者充作仪仗队。具体的事情是，担任京师的守卫，下到州县就粮，还有就是派往边境要镇充当卫戍部队。担任边镇卫戍的时候，各个部队会频繁地调动。一个边镇的兵经常会换来换去，弄得士兵疲惫不堪，为的就是防止守将与士兵混熟。

枢密院与三衙之间，在权势上处于完全不平衡的状态。文官的枢密院对于武人的三衙，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地位，体现了以文制武的宋朝国策。但是，权势大的枢密院，在权限上却有一个禁区，就是绝对不能沾军队的边。枢密院的文官们不仅手无缚鸡之力，而且见不到一个兵，他们属于对自己的军队一无所知的军事决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既不知彼，又不知己，他们策划的战略战术，只能是纸上谈兵。

禁军出征的时候，一般都另选将领带兵。地方上虽然军队是摆设，但各个路与州府都有领军的将领，有总管、钤辖、都监等武将官职。元丰改制以后，各路在总管等武将以下，又设置诸将，少则十数，多则上百。虽然这些武将在各地需要受文官控制，但却属于枢密院统一调遣的军官，每逢有战事，这些人中的一些就会被调来统率派发到前线的禁军，担任各级指挥员。显然，这些将领对于自己所带领的军队一无所知，完全陷入一个陌生环境中。作战要知己知彼，这是孙子的明训。在一般情况下，知彼、了解对手是有难度的，尤其是在古代通信手段落后的条件下，想要完全知彼，事实上是不可能的，除非对方的军事核心层有己方的间谍。但是，在战前至少要保证知己，了解自己士兵的能力、特性，可是，在宋朝这种军事指挥配置的情况下，将领连起码的知己都做不到。战争的结果，也只能如孙子所说，每战必殆。

事实上，真实的战争状况还要更糟。每次战前，皇帝和枢密院都要事先规划好阵图，哪里安营，哪里埋伏，哪里出击，都事先策划好，到时候领军将领按着阵图打，打输了没有罪。如果不按着阵图打，打输了固然罪无可免，打赢也要请罪。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却非要按照事先布置好的规划去打，不给前方将领一丁点儿的自主机动权，这样的仗，势必会以失败而告终。事实上，北宋年间，跟辽和西夏打了几百仗，宋方胜利的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仅有的几次胜利（小胜），还都是将领自作主张，按照自己的意图打的。

3．南宋兵制的变化

北宋的兵制，最终走到了军事制度的另一个极端：全然的无能低效。开始的代价是一连串的败仗，每年交纳给契丹和西夏岁币。最后则是靖康之耻，钦徽二帝被掠，北宋灭亡。显然，如果这种军事制度再维持下去，宋室极有可能彻底灭亡。南渡的宋室，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不再坚持原来的枢密院——三衙体制，听任各地抗金军队自行组织、自我发展，形成了一支支屯驻大军。这些军队加上各种分散的民兵队伍，挡住了金军南下的势头，维持了宋朝的半壁江山。但是，这些军队却跟宋朝的传统相悖，实际上实行的是兵为将有的体制，所以，岳飞所部人称“岳家军”，韩世忠所部人称“韩家军”，吴玠所部人称“吴家军”。显然，这些军队的战斗力，要远远超过原来“国家的军队”。当然，这种屯驻大军也不能说就是私家军，跟五代时的军阀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一方面，他们没有取得地方的行政权力，后勤供应还要靠各路特别设置的“总领所”来负责；另一方面，各军将领与宋室之间的道德联系还相当强固。所以，在宋高宗统治前期，实际形成了皇帝和宰辅——屯驻大军——总领所三位一体的新军事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