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九 中唐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宦官专权的原因（第1页）

第九节　中唐决策机制的变化以及宦官专权的原因

1．非体制因素的体制化，宦官与内宠的影响

唐代的集体宰相制，是一种主逸臣劳的行政体制。作为国家元首的皇帝，将大部分管理国家的事务交给了宰相，而自己则只掌握最后的决定权。这种管理方式可以充分发挥行政官员的作用，使得帝国政府具有最高的行政效率。君臣相比，不用说也是整天忙于处理政务的宰相们对国家管理事务更熟悉，更有经验。即使皇帝掌握了最后决定权，依然可能完全被大臣牵着鼻子走。因为拿出处理方案的是宰相，而皇帝的决策，在多数情况下只是诸方案中供选择的一个罢了。即使皇帝对所有方案都不满意，也只好请宰相们再拟一个。在这种政治的反复拉锯中，双方实际上都得作出某些妥协，最终最大的可能性是，采用了一种妥协方案，而且在该方案中往往体现宰相的意见更多些。因为，对于最后拍板所必需的信息掌控，明显是担任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宰相要更有优势。

因此，这种权力架构，优点是明显的。它能够发挥官僚制集体的智慧，使行政效率达到相当高的地步。但也确实存在皇帝被宰相架空的危险，特别是出现别有怀抱的大臣，加上相对糊涂一点的皇帝时，情况甚至很有点危险。

唐初的两位统治时间最长的统治者，唐太宗和武则天，都是具有超凡魅力和丰富统治经验的领袖人物，洞察力和掌控大局的能力非常强。他们可以放手让宰相们处理军国大事，同时又能牢牢控制住局面，不至于大权旁落。但是，担心管理全局的人欺骗自己，也许是皇帝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除了从体制内其他渠道获得额外信息外，皇帝还往往要依赖某些非体制的其他渠道的信息补充。即使是唐太宗和武则天这样的皇帝，也要依赖各种信息补充，防止宰辅们可能的欺瞒。至于后来的皇帝，尤其是那些生长在深宫里的皇帝，就更是难以免俗。所以，皇帝身边，换句话说，也就是最高权力核心周围，往往少不了有一些体制外的人在活动。他们没有制度赋予的权力，但却是皇帝的亲信和宠儿。所谓明君和昏君或者不太明的君之间的分别，就是前者对于宠信的人不赋予或者较少赋予他们参与决策的权力，而后者则反之。

武则天死后，唐朝的中枢一直处于动**之中，一连串的宫廷阴谋和政变，使得一些深居后宫的人也卷了进来。动乱中的皇家人物，最信赖的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他们中自然少不了宦官。

虽然是女皇帝，但一样讲究排场

此时，距离东汉的宦官之祸已经过于遥远，人们早就忘记了这些肢体不全的人也照样能在朝廷掀起大浪。武则天之后的动**过去，政权最后花落唐睿宗的儿子李隆基之家，夺权有功的人士中，就有一个宦官高力士，高力士可以说是唐代宦官参政的第一人。《新唐书》说他权倾朝野，“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虽洗沐未尝出。眠息殿幄中，徼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新唐书》卷207《高力士传》）可能有点夸张，大概由于史家对宦官专权的痛恨，不免凡事极而言之。平心而论，高力士虽然受宠，但处世还是相当低调，根本谈不上作威作福、把持朝政。民间小说家言，则传得更神，说李白都是因为酒醉让高力士脱靴，而得罪之，被赐金还山。如果这事是真的话，只能证明高力士确实不善弄权，仅仅将一个侮辱了自己的文人客气地请出了皇宫，而不是杀了他。不过，虽然高力士没有若是之恶，唐玄宗李隆基也没有放手将朝廷大权交给他，但是，作为一个宦官，在军国大事上说话，毕竟是开了皇帝让自己亲信参政的一个唐朝的先例。

当唐玄宗还有心也有能力励精图治的时候，这种亲信在国事上插嘴的现象，还不足以引起大的问题，有时，甚至还有点好处，等于多了个出主意的人，多了条信息渠道。可是一旦做皇帝的觉得天下太平、可以享福的时候，毛病就出来了。皇帝跟高力士等宦官在一起玩乐的时候多了，对他们的信任也就更多。那些还坚持按照制度办事的宰辅，自然会因为照规矩办事、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令皇帝不耐烦，最后一切顺着皇帝意思的李林甫成了宰相。皇帝体制外的亲信又添了宠妃和她的家人，杨贵妃的堂兄甚至做了宰相，由体制外进到了体制内。到了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安史之乱”爆发前，体制外的信宠对于军国大事的干预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显然，如果没有对杨贵妃的特别作用，唐玄宗即使再糊涂，也不会在满朝文武都说安禄山要反的情况下，依然信任这个胡帅。

如果连在下面混过、尝过辛苦的李隆基都喜欢宦官，那么他从小生长在深宫里的儿子上台后，事情就变本加厉了。在唐肃宗时代，亲信宦官李辅国，其权力之大，是名副其实的“辅国”。不仅唐肃宗的所有决策（拍板），都要跟他商量和由他传达，而且他还手握皇帝禁军的兵权，连皇帝的小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从此，开始了唐朝宦官专权的时代。

盛唐军事变革，府兵制废弛，募兵的结果，使原来担任宫廷宿卫的南衙十六卫逐渐空虚，将领成了安置老人的虚衔，而属于北衙的皇帝亲军则膨胀起来。先是北衙六军地位突出，左右御林军在武则天之后的一连串政变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北衙禁军又扩展出左右龙武军、左右神武军以及左右神策军、左右神威军。从李辅国开始，这些禁军的将领都非实领，军权实际上掌握在宦官手里。唐朝后期，左右神策军成为禁军中的主要力量，自唐代宗时的宦官鱼朝恩始，凡以神策左右护军中尉名义统领该军的宦官，就是事实上的宦官领袖。

跟宦官权力膨胀、日益受到皇帝宠信的状况相适应，唐代宗时，专为宦官设置枢密使一职，负责各地奏章的接受和皇帝旨意的下达。后来，这种口衔天宪的枢密使权力愈发膨胀，到了唐宪宗时，已经开始参加政事堂宰相议事，成为名副其实的“内相”。

这是后人想象中的杨贵妃，显然过于苗条了

不过，宦官虽然专权，但他们毕竟是需要严重依赖皇权的群体。一般只要不触犯他们的利益，宦官并不与皇权发生直接冲突，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情实际也不多见。只有皇帝打算将他们除灭时，他们才会起兵反抗。像“甘露之变”这样的事情，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况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宦官都是能得到皇帝的信任、作为皇帝耳目存在的。跟从前一样，宦官的专权，完全是皇帝感到对政局失去把握、拼命扩张皇权的结果。宦官被派往各地监军，中央机构专设枢密使以参与决策，甚至让宦官掌管御林军，都是皇帝的意思。行废立之事，对宦官来说，也不过是为了找一个对他们好的皇帝。事实上，如果皇权真的衰落了，宦官的命运也会一同衰落。

2．体制内因素的畸变：翰林学士参政

在内廷设置待诏和供奉的文学之士，本是唐朝的一种惯例。唐初就设置弘文馆，选拔一些文学辞章之士，进入大内，做皇帝的文学侍从，以他们的文学才能，为皇帝服务。这些人从本质上讲，只不过是给皇帝解闷的清客，跟其他以自身技艺伺候皇帝的人没有什么区别，比如下棋的、写字的、说唱的、占卜的，甚至还有僧人和道士，他们与文学之士一样，都有待诏和供奉的头衔。这些文学之士，伺候好了，可能像张九龄、张说那样的升上去，直至位为宰辅，也可能像李白那样，放回民间，依旧白丁。开元年间，添了集贤院、翰林学士院，文人的地位略有提高，具有正式官员的身份，不再与说唱、杂技者同列，但依然没有摆脱供奉的性质。当然，偶尔翰林学士也会被召去草拟一些文辞华丽的制诰，即皇帝为某项礼仪性事务特别颁布的诏书。但这些人和他们身属的机构，基本上属于体制内的闲置部分，没有什么具体政务需要处理。

然而，传统制度有一种特质，就是凡是处在权力中心的人，即使没有制度规定权限和具体管理的事务，或多或少都会对权力的行使产生影响，因而自己也具有了某种权力。晚唐的政治，由于藩镇的存在，是一个外重内轻的结构。在这种结构的刺激下，皇帝越来越担心大权旁落，因此对原有决策体制和行政网络都不放心，更加趋向于求助自己、扩展自己个人的权力。因此，属于内廷的和皇帝身边亲信的权力也因此而得到扩张。宦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皇帝朝夕相处最可信赖的人，所以，权力膨胀得最快。接着就轮到了翰林学士。因为跟宦官相比，翰林们毕竟有文化，有政治头脑，可以更好地为皇帝出谋划策。因此，在晚唐，翰林学士院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内廷的决策参与机构。学士们不仅将一部分诏令起草权抓在手里，而且对皇帝的最后决策（拍板）给予建议，俨然与外廷的宰相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宰相甚至要听命于得宠的翰林学士。比如著名的“二王八司马”改革的发动，其中的“二王”就是翰林学士，他们在唐顺宗在世的时候，居然操纵了整个政局。

古代政治是个讲究平衡的政治，制度是平衡的一种保证。晚唐皇权的膨胀固然有它的道理，但这种膨胀引入的种种非制度因素，导致制度的变形，不仅不能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反而使得中央政府政出多门，决策混乱。宦官的干政更是破坏了朝廷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得朝野朋党之争加剧，官场道德下降，导致国势更衰。

需要掌握的概念

三省六部　开皇律　科举制　集体宰相　政事堂　宰相会议　进士科　明经科　省试　行卷　朋党　流内流外　告身　四善二十七最　府兵　上番　团结兵　骑　官健　内轻外重　节度使　牙兵　书记判官　三京府　都护　五刑十恶　八议　三司推事　甘露之变　翰林学士　枢密使

思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