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晴雯的结局（第2页）

整个大清王朝，小奴才是大奴才的奴才，大奴才是更大奴才的奴才，比更大奴才还要大的奴才，就是在紫禁城里给皇帝当差的文武百官了。他们面对皇帝，一张嘴，必是奴才二字，然后跪在地上磕头。当时的中国人，一言以蔽之，统统是皇帝的奴才，同时又是所有高自己一头的那个人的奴才。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贵族生活的书，说白了，应该是一部写大奴才和小奴才的书。就以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说，他给康熙上奏折，也是自称奴才的。贾府的管家赖升，这个全府奴才的大总管，他在家里也是众多奴才侍候的老爷，有一个园子比大观园小，管理得比大观园好，有一个儿子当了县令，官做得比贾府小，可贾政还得找人家贷款。然而到了贾府，赖总管还是奴才。贾府何其赫赫扬扬，荣宁二府，奴才足有数百，前呼后拥，神气活现，一见了宫里来人，哪怕是个老公，连忙低三下四，到得皇帝那里，就更是一脸一身的奴才相。

贾政的女儿元春，入宫当了皇妃，按理他是国丈，可元妃省亲，他得跪在那儿口口声声称臣。因此，在封建社会中，中国人全是奴才，奴才哲学的精髓，就是“等级论”。以做高一点的奴才为荣，以戕害低一点的奴才为乐，也就成为奴才生存的价值法则。所以，中国封建社会能够维系数千年，也就是这种堂而皇之地当奴才，理所应当地当奴才，视做再正常不过地当奴才，毫不以为悖异地当奴才的惰性在起作用。因此，中国封建多久，中国人做奴才的历史也多久，甚至，封建社会已成为历史，这种惰性的余绪，继续在起作用。

包括挺革命，挺马列，挺现代，挺“左派”的知识分子，保不齐那奴才哲学阴魂不散，翻来覆去给别人、给自己大念“等级论”这本经的。

“文革”期间，我被关进“牛棚”。“牛棚”者，不是监狱的“监狱”也，将中世纪的私刑制度，赋予“无产阶级专政”色彩，这是一种极富想象力的创造。当时，每个单位都设有这种内部的执法机构，政由人出，刑由人施，绝对是凭灵感、冲动，随兴所至，任意而为，整个是一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我所在的工程队，牛鬼蛇神不多，可供滥施**威者甚少。于是，把一个其实不够走资派的科级干部，打成走资派。

当将他羁押起来，与我关在一起，他马上提出抗议，不愿与我为伍。为什么？他说，我是右派，他是“左派”，我是“黑五类”，他是“红五类”。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造反派，根本不管这一套，将他推进棚里，差点来个嘴啃泥，呼啸而去。他爬起来，茫然了一会儿，很快，那等级的优越感又浮现在脸上，看着我这个应该坐三等车的人，与他作为坐头等车的人，同处一室，气不打一处来，说了一句，“我和你不一样！”板着脸，与我保持距离。

磨合了好几天，他才放下一点架子，将看过的《参考消息》恩赐我一阅，而且总要说一声，这是你没资格看的，脸上还要露出头等车乘客的那份自得。

《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贾宝玉病后，喝火腿鲜笋汤，让芳官为他吹凉一点，随后，曹雪芹所写出来的几个级别的奴才，那神态，那语气，那表演，那狼狈，便可知道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种奴才的等级观，是如何的根深蒂固了。

芳官依言，果吹了几口，甚妥。他干娘也端饭在门外伺候，向里忙跑进来笑道：“她不老成，仔细打了碗，等我吹罢！”一面说，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等她砸了碗，也轮不到你吹。你什么空儿跑到里槅儿来了？”一面又骂小丫头们：“瞎了眼的！她不知道，你们也该说给她。”

小丫头们都说：“我们撵她不出去，说她又不信，如今带累我们受气，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还不算，又去伸手动嘴的了。”一面说，一面推她出去。阶下几个等空盒家伙的婆子见她出来，都笑道：“嫂子也没有用镜子照一照，就进去了？”

芳官干娘，先被晴雯啐斥，后遭小丫头们数落，当然是活该，这比《红楼梦》里自认为是贾府第一忠心耿耿的奴才焦大，被塞一嘴马粪，更不值得同情。焦大的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认为他抬起一条腿来，也要比别人高出一头，他忘了在等级社会里，你奴才的那条腿，抬得再高，高不过比你大的主子。如与我同关一棚的那位棚友，以为自己“三代红”、“代代红”，能有资格看《参考消息》，就具有某种优容，具有某种殊遇，那就错了。在造反派眼中，你已是草芥之辈，就不会买你的账了，照收拾不误。

如同在贾府老爷眼中，焦大不过是一个喝多了黄汤、胡说八道的混账行子，即使你说的句句是真理，老爷也不爱听，越真理，越不爱听。“我们到的地方儿，有你到的一半儿，那一半儿是你到不去的呢！何况又跑到我们到不去的地方儿？”这句话，是奴才生存必须懂得的真谛，你妈把你生在哪个“一半儿”，你就永远属于那“一半儿”。谁要逾越了这“一半儿”的等级限制，轻则叫做“不安分”，叫做“不识相”，重则叫做“躐等”，叫做“僭越”，分明是给自己找不痛快了。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但对怡红院里，那些对芳官干娘啐斥之者，数落之者，那么理直气壮，那么振振有词，不也蛮滑稽的吗？《红楼梦》里有句名言：“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大可不必像旧时有租界时的上海人，看到一个应该坐三等车的乡下人，错上了头等车，完全用不着鄙夷之，嘲笑之，“洋盘”之，“阿木林”之，而逞一时之快的。

此时此刻的晴雯，如果稍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大可不必那样张牙舞爪，得意非凡。尽管她是贾宝玉心目中，比袭人还要看重的级别最高的丫鬟，尽管她在这个怡红院里，过着优越的日子，比之当时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享受着更为娇宠的地位。然而，她忘记了自己其实是个丫鬟，是个奴才。等到第七十七回“俏丫鬟抱屈夭风流”，“晴雯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如今现打炕上拉下来，蓬头垢面的，两个女人搀架起来去了”时，她会不会想起假称宝玉的意思，将那个偷了镯子的坠儿撵出怡红院，还凶残地用簪子向她手上乱戳时骂过的话呢，“眼皮子又浅，爪子又轻，打嘴现世的！”

其实，晴雯不也是在打嘴现世吗？

在大观园这次扫黄运动中，王夫人查抄怡红院时发表的讲话，针对晴雯所说的那些，使我想起乾隆对于御用文人沈德潜的训斥。因为在主子的眼里，无论是有学问的文人，还是有容貌的丫鬟，都是奴才。把你当人看，你就是人，不把你当人看，你就不是人。

因此，奴才之间的相煎，说来不过是狗咬狗一嘴毛，徒为人笑耳。

沈德潜与钱陈群余尝谓江浙二老，施恩则同，而守分承恩则沈不逮钱远甚。德潜，吴中诸生，久困场屋。乾隆戊午举于乡，年已七十，其成进士、选词林，皆由物色而得之。授职甫三年，即擢至詹事，再迁礼部侍郎，命在尚书房授诸皇子读。戊辰秋，引年乞休，准致仕。濒行，呈所作《归愚集》，吁赐序文。德潜早以诗鸣，非时辈所能及，余耳其名已久，频年与之论诗，名实信相副，笑俞所请，因云：“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遇。德潜受非常之知，而其诗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盖异数也。

可以想象，这位江南老名士，在乾隆没有跟他翻脸以前，该是如何的不可一世了。当他混到肩舆进宫，御前赐座，切磋时艺，探讨诗文，别的文人，还有谁能在他的眼里？袁枚在《随园诗话》一书中，讲过他与这位“上书房行走”的文人，一段书信来往的故事。

本朝王次回《凝雨集》，香奁绝调，惜其只成此一家数耳。沈归愚尚书选国朝诗，摈而不录，何见之狭也？尝作书难之曰：“《关雎》为《国风》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删诗，亦存《郑》、《卫》；公何独不选次回诗？”沈亦无以答也。

读袁枚文，看似理直气壮地为人打抱不平，我看多少有些自我标榜。第一，他想面晤这位大老直陈己见的机会，也不得，只有通过写信，说明地位相差悬殊。因为沈是官居一品的大员，袁不过是名士而已，不给他这个脸。第二，他是否写了这封诘难的信，姑且存疑，就算真的在沈德潜如日中天时冒犯过，老先生不予置理，不给回答，他的这种抗议，不也屁用不顶，说了也是白说，也许压根儿没说。

如果，袁才子不识相，真如自己所说的那样侠肝义胆，跑到老先生那儿去严词责询，会有什么好果子吃吗？他只消在乾隆爷的耳朵边嘀咕上两句，就叫人吃不了兜着走。文人要相煎起来，比起《红楼梦》里那些丫头，就不是光斗斗嘴的事了。

所以，那些能够在权力圈里厮混的文人，绝对是他同行的危险因素。

由此想到，沈老先生红得发紫的时候，跟晴雯在怡红院里一样，想必是很张狂的，不把别的奴才放在眼里的。晴雯是个没文化的丫鬟，也许不一定识字，冲她任性地撕扇子，固然娇憨可爱，但也欠缺教养这点，说明她想不到那么长远，想不到以后会被逐出园子。沈德潜难道会不懂得奴才的命运，是主子掌握着的吗？哪怕你死了，也不会放过的。

沈归愚尚书，服官数十年，屡进屡退，毫无建树，高宗徒以其捉刀之故，独宠着不衰。《乾隆御制诗》，半为归愚所作，其他亦必为归愚润色者也。归愚卒后，帝闻其泄捉刀事于外，不觉大怒，乃借徐述夔案，追夺阶衔祠谥，扑其墓碑。（清·佚名《啁啾漫忆》）

晴雯，那美丽丫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这个“后悔”，百分百是为了她的爱，自然是很令人为之感动；可是，这个“后悔”，却丝毫意识不到她只不过是个奴才，是个相煎何急的奴才，死了也不知道到底是谁，这就教人觉得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