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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千零一十六章(第2页)

不过上原、田中等人认为:缺乏自给自足能力的帝国进行欧战这样的长期战争绝对是个禁物。因此,作为陆军的作战指导方针是,在开战初期就要集中尽可能多的精干部队……在开战初期就要给与敌人巨大的打击使其不能够有重新振作的机会……据此,帝国陆军如果能够做到就应有必要……拥有多数的常备军。

事实上两派都不赞成现在和中国开战,后者认为我们的常备军还不够多;前者则认为想要发动一场总体战需要一块资源丰富的土地,也就是说至少要把婆罗洲开发出来,才能解决帝国发动总体战所需的资源。”

“所以,他们就拿出了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敷衍我么?”寺内正毅不满的摘下了眼镜丢在了办公桌上,田中顿时闭上了嘴,不过他也看出首相对华开战的欲望正不断的削弱,毕竟这场战争正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反对。

寺内心里其实也很明白,整个国家每一个阶层此时都不愿意打仗,就连出兵欧洲都遭到了议员们的大肆批评,如果不是中国已经出兵,日本不得不对英国盟友表明自己的立场,那么出兵欧洲的议案都未必能够通过。

特别是经济界,他们反对现在参与任何战争,更是反对和中国开战。在经济界的人士看来,当前的战争景气乃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日本的产品从来没有那么被外界需求过。

比如对于日本越来越重要的棉纺织业,在1899年日本全国的纱锭已经超过了100万枚,资本额在3300万日元以上,当年日本棉纱出口超过34万包,进口只有2万7千包,日本的棉纱棉布市场基本饱和。从这一年开始,日本棉纺织业想要发展,就只能向海外扩张了。

而鉴于日本的弱小,其所扩张的海外市场只能是中国,至于海外其他地区,日本的棉纱棉布几乎都没有市场。这也就造成了中国政治经济有个什么风吹草动,日本的棉纺织业就先受到了打击。为了抵御外部市场的风险,日本棉纺织业进行了第一次整合,这不仅增强了日本纺织公司的实力,也极大的提高了日本棉产品的质量。

日俄战争的爆发刺激了对于棉纱的需求,不仅让日本全国的纱锭超过了150万枚,年产棉纱达到了90万包,也开始了日本纺织公司在海外的投资设厂。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的崛起,日本对于南满铁路控制权的失去,那么日本几乎已经控制了东北的棉纱市场和粗布市场。

欧洲战争的爆发,首先就让欧美的棉产品让出了大部分的世界市场,从而给了日本棉产品一个对外扩张的机会。特别是在印度、东南亚和中国地区,日本的棉产品正在快速的填补英国产品退去后留下的空缺。

1918年,中国境内约有纱锭510万枚,革命委员会投资的纱锭约为250万枚,英国人投资了20万枚,日本投资了30万枚,剩下的则属于中国私人资本。虽然日本在华投资的纱锭超过了英国,但是相比起中国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还是稍有逊色的。

但是在印度,因为兰开夏的棉纱在战时无法维持对于印度的输出,日本的棉纱则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13年,日本出口印度的棉纱也就3000包;但是到了1917年,日本棉纱已经占据了印度市场64%的份额,英国降低到了21%,中国棉纱占据了14%的印度市场。

在荷属东印度的棉业市场,战前荷兰人和英国人各占40%,但是到了1918年,荷兰布降到了5%以下,日本布上升到30%,中国布上升到了50%的市场份额。日本国内纺织业的资本,几乎比战前翻了一倍。

1915年下半年,日本纺织公司的股息是15。5%;1916年下半年为23。5%;1917年则达到了41。1%;在这样丰厚的利润支持下,日本经济界只觉得人力资源不足,哪里还愿意让陆军和自己争夺劳动力呢。

而在政治上,当前的日本也不适合挑起一场战争。虽然1917年日本财政收入超过了10亿日元,比1914年日本财政收入6。18亿日元增长了将近一倍,但是增加的财政收入几乎都投入到了造舰计划、军备整顿计划和基础设施的投入上,对于民生的投入几乎没什么增长。

在1914年,日本全国5203。9万人,有74%的人口居住在常住人口1万人以下的乡村中,可以说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农业国。但是战争景气,使得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了城市,1914年日本工厂就业人数为85万人,到了1918年已经达到了120万人。

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为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做好准备,城市郊区出现了大批的贫民窟,这些人不能获得干净的食水和平价的食物,甚至连睡觉都不能有翻身的地方。同一时期中国东北地区的工厂就业人数从60万人增长到了250万人,但是从1912年开始革命委员会就已经对于东北工业城市进行了规划和超前的基本建设投入,因此基本没有出现过于激烈的阶级矛盾。

而且革命委员会虽然和日本一样,在战争期间采取了以出口为经济导向,但是革命委员会名下拥有的国有经济规模远超过日本政府,因此革命委员会能够以法律对工人的工资和福利进行保障,而无需理会私人资本的叫嚣。

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之后,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显然是不能超过物价上涨的幅度的,毕竟在充足的劳动力的保证下,资本家只会雇佣接受较低工资和无需保险的农民工。

1914年,日本纺织厂男工平均工资为450厘,女工为290厘。到了1918年,男工为513厘,女工为348厘,五年时间,增长不过14%(男工)20%(女工),而同期,物价指数却增长了200%,1石米从十多日元疯涨到了1918年3月的34日元。

而在东北,以1914年的物价指数和工人工资指数为100的话,那么1918年的物价指数大概才升到135,工人工资的指数则达到了185。在日本社会主义者将两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工人生活水准加以比较之后,就开始对日本资本家和政府进行了极力的批评,认为日本的资本家把战争景气的红利都放入了自己的腰包,而人民几乎一无所获,日本政府对此则视若无睹,这简直就是犯罪。

由于日本的资本家还没有学会,“过于优厚的待遇是在养懒人……国企就是用国民的税金养活一群懒人……他们是人民富豪而不是什么压迫工人的资本家,他们的企业是养活了大多数工人的民营企业而不是什么私人企业……想想这些工人过去在农村连白米饭都吃不上的生活,现在吃上了白米饭的工人居然忘恩负义的攻击养活了他们的资本家,他们既然不情愿被资本家剥削,就应该滚回乡下去吃番薯……”等等奇谈怪论,因此只能要求政府加强对于工厂的保卫。这自然就引发了工人阶级和政府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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