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十章 官渡斗法（第3页）

第三个案例：田丰之死。

田丰也是袁绍手下一名非常重要的谋士，而且论智力水准，还在许攸之上。但是这次官渡之战，袁绍却没有把田丰带到军中来，而是在开战之前就将他关进了大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官渡开战之前，田丰曾经劝说袁绍：“主公，这一仗现在不能打，条件还不成熟。虽然从物资储备来讲，我军比曹操要富强得多，但是我们现在还存在着一些致命的缺点，内部不够稳固。如果现在贸然发动战争，很有可能会被曹操打败，所以眼前这仗还不能打，应该从长计议。”

袁绍一听，火冒三丈：这仗还没打呢，你就跟我这儿兜头泼冷水，说这些丧气话，动摇我的军心！袁绍一怒之下，下令把田丰关进大牢，并且吩咐：“这种不吉利的家伙不要带在军中，等我回来再收拾他！”所以官渡前线打得热火朝天之际，田丰一直坐在后方的大牢之中。

现在，官渡之战果然如田丰所料，袁绍被曹操打得惨败而归。看守监狱的狱卒获知前线战报，第一时间来给田丰道喜。他说：“田先生，可喜可贺啊！袁大人在前线，果然被曹操打败了。他现在一定非常欣赏你的先见之明，回来以后肯定要放你出来，重用你！”

田丰一听，心知自己的死期已到，苦笑着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袁绍这个人，表面宽和大度，其实内心狭隘猜忌。如果他打了胜仗回来，一高兴，说不定奚落我两句，就把我给放了。如今他打了败仗回来，脸上挂不住，肯定没脸来见我，要把我给杀了。我命休矣！”

事实再一次如田丰所料。袁绍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到牢房之中，杀死了田丰。

再看曹操。曹操赢了官渡之战，清理战利品的时候，从袁绍的大营之中发现了一大包书信。这些书信无一例外，都是曹操的手下写给袁绍的通敌之信。

原来，官渡之战期间，胜负难料。当时曹操过于弱小，袁绍太强大了。所以曹操的很多手下感到非常的悲观、绝望，觉得这仗根本不可能赢，就事先给自己找后路，纷纷给袁绍写信，在袁军之中预约一个位置。

世事难料，曹操赢了。这个时候，司法官就拿着这一大包书信请示曹操：“主公，咱们现在既然缴获了这堆书信，那就应该一封一封地拆开，查看落款，核对笔迹，看看到底是哪些人里通袁绍，是我军的内奸。在下请求把这些内奸全都抓出来，绳之以法。”曹操摆摆手，笑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官渡之战的时候，确实是袁军太强，我军太弱。连我自己都觉得悲观，都觉得不可能打赢，我都恨不得干脆去投降袁绍算了，何况其他人呢？不必苛责。于是下令，把所有的书信一把火给烧了，既往不咎。

这两件事情一对比，可以发现：曹操的部下里通袁绍犯了罪，曹操却大度地宽恕，陈年往事一笔勾销；而袁绍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杀死了有功无过的田丰。所以官渡之战以后，袁绍一蹶不振，曹操乘胜追击，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最后统一了北方。一胜一败，绝非偶然。

官渡之战结束了，问题也就出来了，考验脑子的时候到了。

关羽叛逃，本是死罪，却被曹操轻易放过；部下通敌，本应受到法律的惩处，但也得到了曹操的宽恕。而袁绍对贪污腐败的许攸和动摇军心的田丰，依法处置，却招致了失败。为什么随心所欲、以“人治”代替“法治”的曹操，却能战胜依法办事的袁绍？曹操战胜袁绍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玩转法律的玄机

现在，就来总结一下上面的几个案例。

关羽犯了叛逃罪，按照法律应该处罚，曹操的部下暗通袁绍，按照法律也应该处罚，结果曹操都没有追究；许攸犯了贪污罪，袁绍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田丰扰乱军心，袁绍把他关进大牢，说好了打完仗回来处罚，战后说到做到处死了田丰。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袁绍按照法律办事，结果输了；曹操把法律抛在一边，用“人治”取代“法治”，结果赢了。这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从来都不认为严格遵守法律是一种美德，也就是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法治”文化；同时，也从来不提倡完全把法律抛在一边，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也就是说，同样没有西方意义上一人之治的“人治”。法有法的好处，可以保证整齐划一的社会基本秩序；人也有人的好处，可以灵活变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所以，关键问题不在于到底是要“法治”，还是要“人治”，而在于怎么调整“法”和“人”两者的比例，在制度上寻求“法”与“人”两大资源有效结合。

《晋书·刑法志》记载，当时人们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三层次的解决机制。

第一层次：主者守文。

司法官员必须严格守法，没有通融的余地。比如关羽叛逃事件，关羽要去投靠刘备，途径之处，五关六将必须要查他有没有通行证。关羽如果拿不出来，守关将领就必须拦截他；关羽硬闯，守关将领就必须杀死他。这是守关将领的基本职责。守关将领没有资格学曹操，说：“这是天下义士，放了他吧。”如果司法官员都不按照法律来，任心裁判，用道德替代法律，社会就要乱套。这叫“主者守文，死生以之”。文，就是法律条款。司法官员要严格遵守法律条款，既不能够胡乱解释，也不能够抛开法律，而要用生命去捍卫法律的尊严。

第二层次：大臣释滞。

滞，是指疑难案件。有的时候碰到一些疑难案件，基层的司法官员觉得很难处理；有的时候，法律空白，没有明确规定；有的时候，法律虽有明确规定，但如果在具体的个案之中严格执行法律，反而会出现不合情理的结果，为社会舆论所不容。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司法官员无权自由裁量，无权解释法律，而应该将案件上报中央，交到君主手中。君主当然没有能力裁决复杂的法律案件。中国古代儒家理想的君主，应当是一个法盲，不具备明察的性格与丰富的法律知识。这样的君主，只能任用贤臣。君主召开一个会议，召集大臣研究讨论这起案件如何判决。与会人员，一般包括级别较高的大臣、具有专业法律素养的司法官员、著名的法学专家（律学家）、知名的学者（经学家）等等。由这群大臣进行法理层面的探讨。这些大臣研究讨论之时，可以以法律为依据，也可以以判例、儒家经典、法理为依据。这就从彻底的“法治”，走向一个“法”和“人”相结合的制度了。

第三层次：人主权断。

经过了前面两个层次，还有一些非常特殊的问题，不是法律能够解决的，必须由君主权衡利弊，进行最后的裁断。

“人主权断”的“权”，不是权力的意思。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中，最高价值是“道”。但“道”是无形的、变动不居的，具体到法律而言，就是个案个裁，本质而言是反法律的。所以“道”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无法直接用以治国。中国古人就将“道”的一般表现形态，也就是常态，归纳出来，用以治国。这个常态，就叫“经”。经，是“经常”的意思。比如不能闯红灯，就是“经”。但有的时候，严格恪守“经”，非但无法实现“道”，反而是对“道”的一种背离，那就需要“权”出场了。“权”的本义，是砝码、秤砣，可以精确地衡量出一个具体事物的重量，这就叫“权衡”。“权”的引申义，古人的定义是“反常而合于道”，虽然不符合常态，但反而符合了道的内在精神，这就叫“权”。“经”是“道”的常态，“权”是“道”的变态。

比如关羽叛逃事件，如果严格遵守法律，那就要把关羽给杀了，这是“经”。但这样操作，虽然在个案中遵守了法律，却以一个判例的形式，在全社会否定了忠义的精神，背离了“道”，未免得不偿失。所以曹操才反其道而行之，宁可放关羽走，宁可在这个具体个案中牺牲法律，也要树立一个忠义的榜样，弘扬一种忠义的精神。这就叫“人主权断”。

按照古人的惯例，“人主权断”的案例，是不能够作为判例应用的，不允许推广适用，只能个别地针对具体的案件，个案个判。

这就是当时人的立法智慧。曹操正是娴熟地运用了这种立法智慧，灵活操控“法”和“人”两大因素，没有拘泥于刻板的法律。在曹操的心目中，法律只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必须要为一些更加上层的价值来服务。而反观袁绍，正是因为认识不到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官渡斗法之中败下阵来。

仔细品味官渡斗法，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法文化的体会，领悟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处理“法”和“人”两种因素的法律智慧。“法”和“人”，不是哪个好哪个坏，取一舍一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如何调控两者的比例，才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官渡之战中的曹操，做得比袁绍要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