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八章 挟天子（第2页）

光有天命不行，哪个做皇帝的不会伪造天命？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我的母亲也碰上了一条蛟龙。口说无凭，在那个没有摄影摄像技术的年代，无图无真相。德行合法性，比天命合法性可靠得多。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过：“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左传》）如果一个国家，君主成天捣鼓神神鬼鬼的东西，热衷于假造天命合法性的神迹，那这个国家多半要完蛋了；如果君主能够顺应民心、致力于提升自身德行，那么这个国家多半要兴盛发达。所以作为一名君主，首先必须自身的道德品质端正，其次要爱民如子，赢得老百姓的爱戴，这就叫德行合法性。汉末的刘备以仁德著称，在其他军阀热衷于抢钱、杀人的情况下，俨如一股清流，赢得了众多百姓的追随，这就是德行合法性的魅力。

第三，器物合法性。

有一些特定的东西，本身就象征着权力和天命。谁能得到，谁就具有相应的合法性。最典型的，莫过于传国玉玺。传国玉玺的前身，是战国时代最著名的宝玉——和氏璧。秦始皇统一天下，得到了和氏璧，派能工巧匠将之雕刻成了一块玉玺，命令他的丞相，也是当时著名的书法大师李斯写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刻在玺上。这块玉玺代代相传，秦朝灭亡了西汉用，西汉灭亡了东汉用。前后传了几十个皇帝，被赋予了一定的神圣性。后来董卓之乱，这块玉玺掉在了洛阳的一口井里，被一个军阀孙坚打捞到了。当时有人就预言：孙家将来肯定要出天子。不管是不是迷信，反正孙家的号召力借着这块玉玺大大地增强了。果然，到了孙坚的儿子孙权的时代，建立吴国，三分天下有其一。这其中，就有器物合法性的力量。

第四，程序合法性。

以上三个合法性都是虚的。天命、器物，人人都可以伪造。而德行呢？也可以伪装。一个缺德的人，可以伪装成一个有德的人，而且可以伪装得比有德的人更有德。只有程序合法性，才是最靠谱的。

什么叫程序合法性呢？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长期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的礼法制度和权力分配的原则。谁能够按照这套制度与原则行事，那就具有相应的合法性。如果违背，那就是僭越，就是非法，天下人人得而诛之。在这套制度与原则之中，日常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力来源，就是天子。这里的天子，不是具体某一个人，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与具体某个天子有没有实权没有关系。哪怕是汉献帝这样的傀儡皇帝，在应然的观念之中，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能够拥有天子，谁就可以占据四大合法性的制高点。

但是这个天子，你也得会用。你不能像李傕、郭汜那样，让汉献帝连饭都吃不上。一个破衣烂衫的天子，带着一群满面菜色的大臣，远远看去像个丐帮帮主一样。天子一点体面都没有，一点尊严都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情况下，如果李傕、郭汜声称要“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不可能。其他人不但不会听他的，反而要齐心协力联起手来，想方设法把这个天子从他的魔爪之下拯救出来。所以说，李傕、郭汜不是挟天子的合适人选，袁绍和曹操才是。

那么，袁绍和曹操，谁会捷足先登呢？

按理来讲，袁绍的条件要好得多。一来袁绍当时实力雄厚，二来曹操正忙着和吕布混战，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根本腾不出手来和袁绍争夺天子。

但是，沮授提出这个计划以后，几乎遭到了袁绍手下的一致反对。袁绍的手下为什么反对？他们提出两点理由。

第一，“挟天子”不方便。

你挟的这不是一般人，你挟的可是天子啊！天子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天子说一，你敢说二吗？天子说往东，你敢往西吗？你把这样一个人弄到家里来供着，到底是你挟天子啊，还是天子挟你啊？

第二，“挟天子”没用。

袁绍的谋士们认为，汉朝这块金字招牌，经过了那么多年的风吹雨打，早就烂透了，丧失号召力了。现在的局面，就好像秦朝末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谁有实力谁就称帝，你“挟天子”干什么？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袁绍本人也不想“挟天子”。袁绍总觉得：汉献帝是董卓立的，根不正苗不红。我之前还认为他是一个伪政权，还曾经想要立刘虞为天子呢。现在我如果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汉献帝请到家里来供着，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再说了，我袁绍迟早是要自己做皇帝的，到时候我拿这个汉献帝怎么办呢？杀了吧，不合适；废了吧，不合适；让他做太上皇吧，年龄上也不合适。所以干脆我就别给自己找麻烦，别“挟天子”了。

袁绍就这样白白地浪费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曹操呢？他虽然当时正在和吕布打得不可开交，但还是忙里偷闲，派了一个使者跑到长安去向汉献帝示好，表明忠心。汉献帝接见了曹操的使者，受宠若惊，激动得热泪盈眶：也就是你曹操，还把朕当个皇帝，这里的人都不把朕当人啊！汉献帝一高兴，下了一道诏书，任命曹操为兖州牧。

此前曹操虽然已经在军事上实际占领了兖州，但是没有名分，所以各地军阀都对兖州虎视眈眈，想要抢这块肥肉，比如吕布就来染指。现在，曹操成了汉朝正式任命的兖州牧，兖州唯一的名正言顺的主人。这样一来，曹操占领兖州就是合法的，别人占领兖州就是非法的，在政治上、合法性上，就高出了别人一头。

曹操接到了这道诏书，非常高兴，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把汉献帝接到身边，每天让他给我下各种各样的诏书，赏给我各种各样的名分！

回头再说汉献帝，他在长安实在是待不下去了。自从接见了曹操的使者，汉献帝就决定逃回洛阳：毕竟关东地区还有人惦记着朕。

好在李傕、郭汜对汉献帝的看管也不严，完全让他自生自灭。汉献帝就带着一群大臣，历经艰难险阻，逃回了洛阳。就在这个时候，曹操正好打败了吕布，重新夺回了自己的根据地。他一看：天子居然自己跑到洛阳来了，那我曹操还不得近水楼台先得月？

曹操当即派了一支军队去迎接天子，并说：“皇上您看，洛阳城已经没法待了。经过当年董卓的一把大火，这里的亭台楼阁早已化作袅袅青烟随风散去。您不如到我的大本营许县来，我那里建设得特别繁华，可以让您找到一种家的感觉，宾至如归，包您满意。”汉献帝哪里做得了主？他只能被曹操的军队从洛阳接到了许县。到此为止，曹操“挟天子”的计划初步成功。

曹操成功了，袁绍后悔了。

避免低级错误，不给对手机会

当时人对袁绍的评价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简单来讲三个字：反应慢。曹操“挟天子”以后，袁绍终于反应过来了，肠子都悔青了。

他厚着脸皮派人来跟曹操商量：“孟德啊，其实供养天子是你我大家共同应尽的义务，怎么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呢？你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义务，那开销得多大呀？要不这样，你把天子搬到鄄城来，咱们两个一起负责这笔开销，我袁绍承担一半，怎么样？”

鄄城是袁绍和曹操两大势力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袁绍不好意思直说“你干脆把天子给我得了”，所以想找一个中间地带先过渡一下。当然，你要是愿意直接给我，那更好。

曹操又不傻，他当然不干。不但如此，曹操还想试一下“挟天子”的威力。新货刚到手，还没拆包装，从来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不妨抓住这个机会试一下。所以曹操就以天子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谴责他：“朕当初落难的时候，你干吗去啦？现在朕已经被曹操救出来了，你又来凑什么热闹？”

袁绍接到这份诏书，吓坏了，诚惶诚恐，赶紧找几个文笔好的写手，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替自己辩护，言辞非常恳切。这封信当然交不到汉献帝手里，只能交到曹操手里。曹操看着这封信，心里面那叫一个痛快呀！但是曹操的头脑也很清醒，他知道：现在我还不够实力跟袁绍公开翻脸，所以调戏他一下也就算了。我打了他一巴掌，还得给他一块糖吃，大棒加萝卜才最有效。所以曹操又借汉献帝的名义，再一次给袁绍发了一道诏书，说：朕原谅你了，你也不必自责了。朕就封你做个大将军吧！这样一来，算是暂时把袁绍这一头给稳住了。

为什么袁绍得对曹操这样言听计从？前面说过，天子是当时至高合法性的象征。谁挟持了天子，谁自然就拥有这种合法性。即使袁绍明知这些诏书是谁的意思，也不得不咬牙接受。曹操这一出“挟天子”的阳谋，可谓是光明正大，却也防无可防。

既然汉献帝这么好用，曹操就要保证汉献帝乖乖做自己的傀儡。为此，他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对汉献帝进行军事监管。

当初李傕、郭汜两个，就是因为对汉献帝看管不严，所以才让汉献帝逃了出来，逃到了曹操的手上。现在曹操当然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所以曹操派了一支七百人的军队，把行宫给团团围住，名义上是负责汉献帝的安全，实际上就是把汉献帝给软禁了起来。

第二件事情，清除政敌。

汉献帝不是孤身一人来许县的，跟着他的还有一批文武大臣。这些人跟随汉献帝走南闯北，从洛阳搬到长安，又从长安跑回洛阳，再从洛阳到许县，可以说个个都是久经考验，对汉朝忠心耿耿的铁杆忠臣。这些人的存在，对曹操来讲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曹操要拿他们开刀。汉朝最高的官职就是三公，曹操决定先拿三公开刀，杀鸡儆猴。曹操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把三公之中的太尉和司空都给罢免了，同时杀了几个不服从自己的官员。这样一来，算是暂时消除了隐患。

最大的隐患，其实是汉献帝本人。

汉献帝刚来曹操这里的时候，有吃有喝，衣暖饭饱，比在长安的时候舒服多了。但是时间一久，他就不甘心做傀儡了。汉献帝手写了一道诏书，缝在衣服里面，托人带出皇宫，联络了朝廷内外的几个忠臣，要他们一起发动政变推翻曹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衣带诏”。那么汉献帝联络的这几个人究竟是谁？“衣带诏”事件为什么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1]　关于礼法，我的老师俞荣根教授有精深的研究。此处的论述，就是参考了俞老师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