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五章 三起三落（第2页）

朝廷惊慌失措，立刻调兵遣将，四处救火。曹操是一名议郎，照理算是文职官员，此前也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军事才干，此时居然也被任命为骑都尉，率领军队前往镇压起义。曹操自小就熟读兵书，很快就展露出军事天赋，一连打了好几场漂亮仗。战后论功行赏，曹操如愿以偿，被任命为济南国相。

济南国是一个诸侯国。汉朝实行的是郡国并行的体制。郡的最高长官是太守。国的实际领导人，按理来讲是诸侯王，也就是皇帝的叔伯兄弟，都是刘氏宗亲。但是东汉后期的诸侯王，没有什么实权可言，只能吃吃赋税，有钱无权。实权掌握在谁的手里呢？就是国相。一般情况下，政务都由国相来代理。所以说，济南国相和太守是平起平坐的，都是二千石的高官。拿今天的话来讲，都是省部级的高官。从六百石的议郎，到二千石的济南国相，原本是天壤之别，如今却一步登天，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那么，济南国等待曹操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且让我们追随曹操上任的脚步，一起去济南国了解一下。

济南国，老百姓非常贫困，官府也十分空虚，钱都上哪里去了呢？都拿来修建各种各样的祠堂庙宇了。这是济南国的一大特点。

唐朝诗人杜牧有两句名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四百八十寺算什么？济南国上下，竟有六百多座祠堂庙宇！而且这些祠堂庙宇里面，供的既不是孔老夫子，也不是太上老君，更不是如来佛祖，而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本土神仙鬼怪。这种不符合祭祀制度的非法祭祀活动，包括这种非法祭祀活动所依托的非法庙宇，在汉朝称为“**祀”。**，就是多余的意思。**祀，就是在正规的祭祀之外多出来的不合法的祭祀。

这种**祀，一般祭什么样的神仙鬼怪？举一个例子就明白了。《风俗通义》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个男子，在野外设置了一个网罗，打算捉小动物。结果有只小鹿，困在了网中。正好有个咸鱼贩子路过，顺手把小鹿给拿走了。但这咸鱼贩子不知是良心过意不去，还是恶作剧，就放了一条咸鱼在网中。打猎的男子回来一看，网中居然有一条鱼！旱地设网，附近又没有水泽，怎么会网到鱼呢？何况还是腌制好的！男子大惊，以为这条咸鱼是神灵，回村告诉了许多人。村民们有病有灾，前来向咸鱼祈祷，居然非常灵验。一传十，十传百，咸鱼神的神迹传遍了远近县城。人们集资给咸鱼神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宇，还供养了几十名巫师，定期举办法事。方圆数百里的人，都来此烧香祈祷。几年以后，当年那名咸鱼贩子路过此地，看到庙里高高供着的咸鱼，哑然失笑：“这不是我的咸鱼吗？哪有什么神？”说着，就把咸鱼拿走了。

《风俗通义》的作者应劭，是曹操的同时代人。

羊毛出在羊身上，修这六百多座祠堂庙宇，当然用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仅如此，这些庙宇还要定期举办祭祀活动，所以老百姓还要定期上交香火钱。对这些庙宇的实际所有者来讲，这哪里是六百多座祠堂庙宇？这分明就是六百多台自动提款机，日进斗金，财源滚滚。

而且，据说在曹操上任之前的好几任济南国相，上台以后的第一件事情，都是拆庙宇。结果非常奇怪，越拆越多，拆到如今曹操上任，已经变成六百多座。曹操觉得非常奇怪，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上任以后，偏不信这个邪，第一件事情，也是下令：拆除所有非法庙宇，捣毁一切**祀！

这道命令发出之后，通过济南国健全的文书系统，层层下达，犹如石子儿扔进大海，没有引起任何的回响。曹操的手下，除了磨洋工的，就是推诿扯皮的，就是没有一个人执行命令。曹操这才明白，通过这六百多个**祀窝点，济南国早就已经形成了一张完整的利益分配网络；济南国的地方官员，也早已成为这张利益网络的一部分。所以要想拆除这些祠堂庙宇，必须首先把济南国的政界重新洗牌。

济南国，就是一个缩小版的汉朝天下。天子下达采风的命令，执行者太尉、司空徇私舞弊；国相曹操下达捣毁**祀的命令，济南地方官员一样敷衍了事。不过，在汉朝天下，曹操只是一个区区的议郎，无能为力；在济南国，曹操可是堂堂国相，最高长官！

曹操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毫不迟疑地出台了第二项措施：罢免百分之八十的地方官，给济南国的政界输入新鲜血液！

果然，换上一批新人以后，情况确实得到了改善，六百多座庙很快就被全部捣毁。但是六百多座庙拆毁以后，真正的幕后大老板终于渐渐浮出了水面。原来，济南国的贪官污吏，也只不过是这张利益网络明面上的小角色、小喽啰，他们只是在第一线负责替人收钱的。收了钱以后，他们自己留小头，大头都要往上送，送到京城洛阳，送到中央。送给谁呢？送给真正的幕后大老板，也就是阴魂不散的宦官集团。

曹操的原本想法是：就算没有能力改变天下，至少可以改变局部。在朝廷、在京城，头上有的是大官，无从施展拳脚。那就找个郡国，当个守相，君临一地，造福一方。

到这个时候，曹操才真正明白：原来宦官集团早就已经把他们的触角延伸到了大汉王朝的每一个角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济南国不是济南国相的独立王国，而只是大汉王朝的一部分。要想在地方上小修小补，根本无济于事。以前的想法，根本就是自欺欺人。

曹操这个时候回想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刺杀张让、棒杀权贵，还是上书灵帝、检举贪污，包括现在在济南国的改革，我曹操做过的这么多与宦官的抗争，都只不过是把一滴清水滴进一口酱缸里面，完全不会产生任何的效果，还把自己给染黑了。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现在曹操斩断了宦官集团在济南国的利益链条，宦官集团肯定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准备拿曹操开刀了。曹操越想越感到后怕，为了自保，也为了不连累家人，干脆炒了皇帝的鱿鱼，主动辞职回家。

这就是曹操三起三落的第二落。曹操这一次绝非一时冲动。恰恰相反，他异常冷静地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隐居二十年。（《三国志》注引《魏武故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

倘若如此，那么汉末三国的历史一定会少掉一半以上的精彩。历史老人当然不会眼睁睁地放任曹操这么任性。

隐居了，但马上又复出了

曹操这一次回到家乡，做好了长期隐居的准备。反正现在天下大乱，我等他个二十年再出山，估计到时候天下就安定了。所以曹操在家乡谯县的郊外五十里处盖了一所房子，住在其中，谢绝一切社交活动，“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夏天、秋天饱览经史，以文化知识武装头脑；春天、冬天驰骋射猎，以体育锻炼强健体魄。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忙得焦头烂额，身不由己；失意之时，才能够充分亲近自我、享受闲暇与自由。此时的曹操，可谓失意之至，却也自由之极。

虽然曹操一门心思想要做个隐士，但是有两个人决定了曹操这个隐士当不成。

第一个人，是曹操的父亲曹嵩。

儿子曹操虽然官场失意，父亲曹嵩却是官场得意。汉灵帝正在卖官鬻爵，偏偏曹嵩这个人什么本事都没有，穷得只剩下钱了。他花了一个亿，买了一顶太尉的帽子，现在贵为三公。曹嵩官运亨通，当然不可能让自己的儿子长期待业在家。

第二个人，就是曹操少年时代的铁哥们儿袁绍。

袁绍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出场了。这么多年来，他都在忙些什么呢？服丧。

袁绍虽是四世三公家族的公子哥儿，仕途的坎坷程度却一点都不亚于曹操。袁绍刚刚出来做官，出任濮阳令，意气风发，打算大展宏图，偏偏就赶上他的母亲去世。按照汉朝的规矩，母亲去世了，要辞官服丧三年。汉朝以孝治天下，为了当官而逃避服丧，是严重违礼的不道德行为。袁绍没有办法，只好辞官回家服丧三年。三年期满以后，他决定调整一下走仕途的思路。

本来袁绍起点很高，靠着家里的关系，一参加工作就当上了濮阳令。现在呢，浪费了三年时间，已经落后了。所以袁绍心想：既然已经耽误了三年，不在乎再多耽误三年，干脆给父亲也服个丧吧。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又给父亲追服了三年丧。汉代重视孝道，为父追服三年丧，是提升名声、博取眼球的良好方式。袁绍正是想借这样一种方法，抬高自己的名声，提升自己的身价。

六年丧满以后，袁绍搬到首都洛阳居住，也不出来做官，仗着家里有钱，挥金如土，结交各路英雄好汉，甚至暗中收容朝廷的通缉犯。

袁绍这个人，能力很强，野心很大。祖上四世三公，身为名门之后，袁绍深感这种光荣的家族传统不能断在自己手里，也要出来做三公。但是现在天下无道，朝廷黑暗，朝政握在宦官的手里。要想恢复祖上的光荣，必须先想办法铲除宦官。但是宦官集团这么强大，光凭我袁绍一个人，肯定不行。放眼当今天下，谁有势力抗衡宦官呢？只有外戚。

汉灵帝废了宋皇后，两年以后立了何皇后。何皇后的兄长何进是屠夫出身，此时官居大将军，是外戚集团的领袖。袁绍就积极投靠在何进手下，成为大将军府的智囊。要想铲除宦官，人手不够，怎么办？袁绍自然而然想到了他儿时的好朋友，那个足智多谋的曹操。

所以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曹操原本打算隐居二十年，却因为曹嵩的上下打点和袁绍的暗中相助，不到两年就重出江湖，担任了一名典军校尉，相当于掌管禁军的一个队长。这就是三起三落的第三起。

其实，曹操之所以能够在仕途上屡仆屡起，除了曹嵩和袁绍这样的贵人相助，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曹操随时做好了准备。

比如，曹操第一落的时候，受妹夫牵连丢了官回到家乡，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刻苦攻读经典。结果呢？汉灵帝要招聘精通学问之人，而曹操“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因为学问好，精通古代的经学，所以就应聘做了议郎。当然，我们可以质问：为什么汉灵帝在全天下只招五个议郎，其中刚巧就有一个是曹操？肯定有猫腻，曹家肯定上下打点关系了。的确有这个有可能。但是，个人实力与人情关系，正所谓“关系搭台，实力唱戏”。一个家族的关系，一时之间可以把一个人推到风口浪尖，推到时代的聚光灯下，但是这个人究竟是淹没在时代的洪潮中，还是能够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在舞台上唱成名角，那就靠个人实力了。

这一次，曹操虽然扬言要做隐士，但是他“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完全没有荒废自己的文武之才，反而精益求精，不断提高自己。所以曹嵩一活动，袁绍一伸手，就把曹操扶上位了。

所以说，机会永远只留给有准备的人。有了曹嵩和袁绍的帮助，暌违四年之后，曹操终于可以再一次进入洛阳城，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高调宣布：我曹操又回来了！

上一次进入洛阳城的时候，曹操孤军奋战，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宦官集团；而这一次，曹操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背后，有大将军何进为代表的外戚势力，有司隶校尉袁绍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还有太尉曹嵩为代表的曹氏家族，有这些势力撑腰，可以说是稳如泰山。

然而，曹操完全没有想到，一次更加惨痛的失败又在前面等待着他。这次，他不但再次丢了官职，而且很快成了一名通缉要犯，亡命江湖。不仅如此，曹操在逃亡途中，还亲手制造了一起灭门惨案。这次失败，成为曹操人生中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也促使他就此走上了一条布满荆棘又饱受非议的人生道路。

[1]　为什么黄巾起义用“黄天”与“苍天”相对立？过去的解释，往往从五行相生、相克说出发，无法令人满意。从五行而言，东汉以火德自命，应该是“赤天”才对。实际上，古人认为天色苍、地色黄。黄巾军信奉的神明叫“中黄太一”，即是一位大地之神。在古代阴阳学说中，天是君主的象征，地是民众的象征。“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蕴含有“君主已死，民众当立”的民本意味。儒家学说认为太平之世“天下为公”，没有君主。黄巾军信奉的是“太平道”，其首领又自号“天公”“地公”“人公”，显然是以“太平大公”的反君主、反专制之蓝图为号召的。前人似多未论及，故附识于此，以待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