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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站队入仕(第2页)

许劭被逼无奈,只好送了曹操一句话。这句话,根据《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的记载,是这样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你这个人啊,是太平盛世的能臣,是乱世的奸雄。

据说曹操听到这句话以后,非常得意,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这句话在《后汉书》中,有另一个版本:“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很多学者认为《后汉书》这个版本是原版,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三国志》注引《异同杂语》的才是原版,理由有三。

第一,《异同杂语》是晋朝的书,成书在先;《后汉书》是南朝的书,成书在后。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先优于后。

第二,许劭这个人,是非常有骨气的,威武不能屈。虽然他受到曹操的暴力威胁,被逼无奈地给了他一个评价,但是这句评论,也应该是实事求是的,不可能纯拍曹操的马屁。当时天下已有乱世将临的征兆了,许劭如果说曹操是“乱世之英雄”,那就变成拍马屁了;许劭说曹操是“乱世之奸雄”,有褒有贬,比较符合事实,比较客观。

第三,“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更符合曹操的思想倾向。《剑桥中国秦汉史》中把东汉时期的精英阶层分为三类:

第一类,儒家内部的儒家。这种人,太平盛世治国平天下,乱世时即使颠沛流离,也能弦歌不辍,不改儒家之本色。

第二类,儒家内部的道家。这种人,太平盛世兼济天下,乱世来临独善其身。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以一种相对消极的姿态,应付乱世。

第三类,儒家内部的法家。曹操就是这一类的典型。这种人在太平盛世,呈现出儒家的面貌,是治世之能臣;一旦天下大乱,就会露出法家的面目,成为乱世之奸雄。这才是曹操思想倾向的本质所在。

不管怎么说,曹操先后得到了何颙、桥玄、许劭三位重量级明星的代言,知名度一下子就提上去了。他轻而易举地从三万太学生中脱颖而出,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孝廉和权势

曹操二十岁太学毕业以后,立刻就被地方上推举为孝廉。所谓孝廉,顾名思义,就是指非常孝顺父母的儿子,非常廉洁的政府公务人员,孝子廉吏是也。孝廉是一种荣誉性的资格,也是汉朝选举制度常设的名目之中,等级最高的一种。取得孝廉资格的人,在仕途上前途无量。从此往后四十多年,曹操一步一个脚印,在官场之上不断奋进,创造了很多奇迹。

比如,汉朝的丞相这个官职废除已久。为了曹操,汉室破例封他为丞相。又比如,汉朝有项规矩,非刘姓不王,一个人如果不是汉室宗亲,就算立下天大的功劳,也没有资格做诸侯王。为了曹操,汉室破例封他为魏王。可以说,曹操在仕途上能够取得这么多辉煌和荣耀,起点就是孝廉。被推举为孝廉,是曹操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但是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从东汉王朝的制度来讲,曹操被推举为孝廉这件事情,是违法的。

举孝廉这项制度,由董仲舒首先提议,汉武帝首先采纳,在汉朝实行了好几百年。无论你是平头老百姓,还是基层公务员,只要你孝顺父母、品行端正,从理论上讲,就都有机会被选为孝廉。但是实际上,孝廉的名额非常少。现代人考公务员,录取比例百里挑一,就觉得竞争非常激烈了;那孝廉的选拔比例是多少呢?大概是二十万比一。到了东汉的时候,又设置了一道年龄上的门槛:必须年满四十岁,才有资格成为孝廉的候选人。“四十岁”这个年龄,不是随意设置的。《论语》有云:“四十不惑。”一个人差不多到了四十岁以后,就不大会犯糊涂了。

但这样一项举孝廉的制度,到了东汉末年,已经完全被破坏了。

晋人葛洪的《抱朴子》,记录了东汉末年的一首儿歌:“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秀才与孝廉,是汉代察举的两个重要名目。秀才,偏重考察学识;孝廉,偏重考察道德。这首儿歌的意思是:推举上来的秀才,大字不识一个,文盲;推举上来的孝廉,把自己的老爹赶出家门,逆子。

举个例子。汉末青州境内,出了一个著名的“孝子”,名叫赵宣。此人的孝顺之名可谓轰动天下。根据汉朝的规定,父母去世要守丧三年。但实际上,民间守丧常常偷工减料,能够守满三年之丧,已经称得上是孝子了。而这位孝子赵宣,为他的父母守了多少年丧呢?二十多年。这还不算什么。一般人服丧,是在父母的坟墓附近盖一个小茅屋,在这座茅屋之中守丧。而赵宣在哪儿守丧呢?坟墓里。父母的坟墓之中有墓道,他就在这暗无天日的墓道里面长年居住,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很少冒出地面。

这种事情,不管放在哪朝哪代,那都得上新闻的头版头条。所以赵宣的名气非常大,各级政府给他送来的荣誉称号不计其数。郡县将这个人作为先进人物,推举到州里,请求表彰。当时的青州刺史,刚好就是那位名列“三君”、志在扫除天下的陈蕃。陈蕃经过调查,发现赵宣在服丧的二十多年间,在墓道之中寻欢作乐,前后生了五个小孩,这才戳穿了这个“孝子”的假面具。

举孝廉的初衷,本是表彰道德高尚的君子。发展到末流,竟然培育出赵宣这种制度的怪胎。何以如此呢?

第一,以利益驱动道德,这是举孝廉的内在矛盾。举孝廉的本意,是奖励有道德之人。但是发展既久,人们为了能被举为孝廉,拼命表现自己的道德。为了利益而道德,这在儒家看来,并非道德的表现,这叫“义利之辨”。

第二,道德品质无从量化,这是举孝廉的操作缺陷。举孝廉,主要考察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而道德品质偏偏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是可以装出来的。人的道德,只应当恪守底线,而不宜苛求卓越。要从二十万人之中,挑出一个道德品质排名第一的人,这怎么选呢?根本不具备可操作性。而当一项制度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时候,它的可操作空间就很大了。

第三,道德竞赛将造就畸形的道德观念,脱离人之常情。要想在二十万人之中脱颖而出,必须出奇制胜,以奇奇怪怪、骇人听闻的“道德”行为博取眼球。赡养父母不算什么,必须埋儿孝母、卧冰求鲤、割股啖亲,乃至墓中守丧,才有炒作的价值。陈蕃怒叱赵宣时,曾经说:“圣人制定礼法,依据的是普通人的道德观,也就是常情常理。”而举孝廉往往造成恶性的道德表演竞赛,脱离人之常情。

因此,“举孝廉”这一鼓励道德的制度,反而会造成不道德的后果。

以曹操为例。第一,法律明文规定,必须年满四十岁才可以被选为孝廉。曹操才二十岁,凭什么被选为孝廉?第二,法律明文规定,孝廉最起码的条件,得孝顺父母、品行端正。根据现有的史料,没有哪一条能证明曹操小时候孝顺他的父母;反而有多份证据表明,曹操小时候最喜欢欺骗他的老爸。

曹操这样一个人,能被违法推举为孝廉,一方面,何颙、桥玄、许劭这些名士的推荐,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认为更关键的,应该是曹操的家族势力在起作用。

曹操家族是一个官宦之家,是一个宦官之家,在沛国谯县地方拥有很大的势力。现在曹家的大少爷,太学毕业要出来找工作,这对地方官而言,是一个巴结曹家的大好机会,当然不肯放过。所以这二十万分之一的机会不给别人,偏偏给了曹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曹操被幸运女神撞了一下腰;可实际上,仍是金钱与权力运作的结果。

讲到这里,可以做一个总结。汉朝的旧体制其实已经非常腐败了,而曹操,既是旧体制的受益者,也是旧体制的受害者。

一方面,曹操利用当时喜欢评论人物的风气,为自己攒够了名声,还通过开后门、拉关系,成为孝廉;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曹操本身明明有着出类拔萃的能力,却不能够通过公平竞争,堂堂正正获得社会的认可,而只能够通过这种歪门邪道,挤进公务员的行列。如果一个社会中,连真正的人才都要通过歪门邪道,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那么这个社会肯定是出问题了。

这其实不仅是曹操一个人的遭遇。历史上很多人都会面临同样的两难困境。人们会抱怨,社会为何如此不公平,为什么这么多潜规则;而抱怨过后,却往往会选择适应这个不公平的社会,去适应既定的游戏规则。适应以后,也就在这套规则体系之中如鱼得水,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了。既然媳妇熬成了婆,那就赶紧折磨新来的媳妇,利用这套潜规则去获取私利,去刁难他人。

那么,曹操呢?曹操的选择非常独特。正因为曹操深受其利,从旧体制之中捞到了很多好处,所以他才能够深刻地认识到旧体制的弊端所在。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在他今后成长的过程中,还会不断发酵、不断成熟,为他将来进行全面改革埋下伏笔。

我觉得,从这里正可以体会到曹操的真正过人之处,体会到他最后成功的原因。

当然,这是后话。现在曹操才二十岁,相较于汉朝的制度规定,提前二十年成了孝廉。同一年,他也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洛阳北部尉,也就是京城洛阳北部地区的治安长官。就在曹操踌躇满志,准备开始仕途生涯之时,一个来头很大的人物在曹操的辖区公然触犯法律,给他带来了官场之路上的第一个考验。

[1]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太祖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绝人,莫之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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