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十章 20世纪2（第2页）

在文化和艺术方面，战争为旧的价值观赋予了新的生命。显而易见，文学并没有像1914至1918年那样受到刺激；没有产生与一战时期类似的一代“战争诗人”。政府给战争艺术家提供一些资助，鼓励他们去描绘“闪电战”和其他地方的体验：亨利·摩尔、约翰·派珀（JohnPiper）和格雷厄姆·萨瑟兰（GrahamSutherland）是三个值得注意的例子；保罗·纳什是两场战争中的官方战争艺术家。

有趣的是，音乐是一种受到强有力刺激的艺术形式，特别是战时音乐创作得到了CEMA（鼓励音乐和艺术战时促进委员会）的赞助。海丝夫人（DameMyraHess）在“闪电战”期间在伦敦举行的午餐时间钢琴音乐会，表明了公众对音乐的一种新的热情。作曲家的杰出表现来自迈克尔·蒂皮特（MichaelTippett，他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创作了一部动人、充满人情味的作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孩子》）和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Britten）的作品。后者的《彼得·格赖姆斯》（PeterGrimes）于1945年6月首演，为英国歌剧带来了非凡的新活力。英国歌剧主要还是源自50年前吉尔伯特和沙利文（Gilbert和Sullivan）的合作作品（一位是剧作家，另一位是作曲家）。在战争期间，电影也成为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像电影《与祖国同在》（InWhichweServe）和《相见恨晚》（BriefEnter），有效地利用了战时主题：分离、失去、牺牲。电影为一个商业倾向的行业注入了创造性的现实主义。

然而，在所有文化传播的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在公众心目中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像汤米·汉德利（TommyHandley）这样的喜剧演员，像维拉·林恩（VeraLynn）这样的流行歌手，像理查德·迪姆布勒比（RichardDimbleby）和温福德·沃恩·托马斯（WynfhanThomas）这样的战地记者，成为当时伟大的大众艺人和新闻传播者。在一个被不熟悉的社会和思想观念震动的世界里，英国广播公司仍然是一个基本保守、令人放心的机构，恪守对上帝、国王和家庭的承诺，关注生命的连续性和国家遗产的永久性。在六年战争的大屠杀中，这正是大众所需求的。

无论如何，民众的意识和受教育程度都日益提高。自1918年以来，英国教育没有经历过任何重大改革；由于1922年的盖德斯经济政策，政府缩减开支，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挫。工人阶层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受过中学教育；按照国际标准，在1939年之前上过大学或接受过其他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非常小，而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几乎全部是富裕或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只有在威尔士除外。因此，1944年出台的《巴特勒教育法案》（ButlerEduAct）是战争年代的另一个社会里程碑，它设立了新的普及全面中等教育的框架，像高卢一样分为三个部分，即现代中学、文法中学和技术中学。与此同时，法案为文法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计划未来对学校建筑和设备的巨大投资，以确保更高的识字率以及社会和职业流动性。在战后的世界里，大多数落榜的学生就读于“现代”学校。尽管人们对其办学水准有诸多怀疑，但在文法学校接受教育的男女学生必定有良好的人生开端。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决心恢复传统价值观和思想，然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普遍要求社会变革，甚至是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缩小。事实上，二战对英国人民最重要的遗产包括：在两种认知上的一致性：公众要求社会变革，政府部门也承认战前社会的不公正和分裂达到了危险的程度。这次变革的主要力量是现在的工会。它已经不是1918年后政府的局外人了。当时最强大的工会领导人、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贝文（Bevin），1940年5月被丘吉尔任命为劳工大臣，是负责国内事务的主要大臣。在他的支持下，工会与政府合作，来规范工作实践、改善工业条件，以及规划经济战略，两者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亲密关系。英国工会联盟（TUC）书记沃特·西特里尼（Waltere）实际上成了政府的一名辅助成员。

战争期间确实发生过罢工，特别是1942年肯特郡的矿工罢工，以及1941年苏格兰克莱德河畔的和1942至1943年南威尔士的男学徒罢工。但与正在形成的、更广泛的共识相比较，罢工是相对较小的事件。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工会联盟起草了一份修订的公共优先事业清单，包括主要行业和公共服务的国有化、维持充分就业、依据贝弗里奇报告建立福利国家，以及更多基于“公平分摊”战时精神的平等主义财政意见。

在各个层面上，这种思潮附和着显著的政治激进主义情绪。实际上，在1940年至1945年间，可以说英国比其历史上任何其他时期都更快地向左倾斜。在政府中，丘吉尔政府的工党大臣们赫然占据着内务部门的要职：劳工大臣贝文；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tAttlee）；内政大臣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Morrison）；格林伍德、道尔顿（HughDalton）和其他人也成为人们熟悉和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们是，战后重建这一信念的守护者。改革派的保守党大臣也是如此，如教育法案的缔造者巴特勒（R。A。Butler）。他们的观点与政策制定者们的新正统观念相协调，他们中的许多是自由主义理论家，如凯恩斯或贝弗里奇，或者仅仅是无党派技术官僚。

除了威斯敏斯特和白厅之外，很明显，公众变得更加激进。公众的思想倾向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为报纸上的盖洛普民意调查记录了这一点——尽管同时代人很少关注这些来自美国的、陌生的社会学统计方式。在补选中，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大众财富党（oy）取得了几次成功。在苏联红军打赢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并向柏林挺进之后，公众普遍对红军充满了热情。甚至在军队中也是如此，在时政小组和讨论圈中，左翼或新颖的想法都被大肆宣传。来自北非沙漠或远东地区军人的家书，愤愤地要求在战后得到更好的待遇。

因此，随着战争的结束，重建，是一个更加连贯和深刻的理念。1918年，许多蓝图都设想得不妥当，注定要被财政部置诸脑后。这次更像是一场人民的战争。重建的想法更精确，既有更民主的推动力，也有更多理性基础。一旦战争结束，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影响。1945年5月，在德国投降几天后，丘吉尔的联合政府突然意外瓦解，而远东地区对日本人的战争仍在继续。令丘吉尔感到沮丧的是，代表普通民众意愿的工党国家行政部，坚持要求工党的大臣们离开政府。7月将举行大选。

1918年的“优惠券选举”始终是一次虚伪的表演。即使这次选举没有被凯恩斯所暗示的歇斯底里的“绞死德国皇帝”的沙文主义所污染——这个因素无疑是存在的。普遍的爱国主义**，使得1918年11月至12月的竞选误导了公众情绪。然而，在1945年6月至7月期间，人们的头脑更加清醒：更准确地关注住房和医疗、充分就业和工业振兴；更关注战后迫切的社会需求，而不是外部或大英帝国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受人尊敬的战争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的权力和威望显得无关紧要，甚至成了保守党的尴尬。

令人惊讶的是，选举结果是自1906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政治滑坡。工党增加了203个席位，共占394个席位；而保守党占210个席位。平凡、沉默寡言的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发现自己进了唐宁街10号，成为被绝大多数人推选的政府首脑。除此之外，欧内斯特·贝文担任外交大臣，赫伯特·莫里森担任副首相，道尔顿担任财政大臣，以及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Cripps）爵士担任贸易委员会（BoardofTrade）主席。这是对战争年代变化的气氛的一个引人注目的评判，毫无疑问也是对30年代的苦难的延迟判决，以及对慕尼黑和西班牙、贾罗和饥饿游行的痛苦记忆。在英国历史上，罕见地似乎呈现出一种不连续和脱节的状况；它使大臣们和群众选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困惑。正如一位新任工党大臣詹姆斯·格里菲思（JamesGriffiths）十分困惑地惊呼的那样：“这以后——会怎样？”

事实上，一个阶段紧跟着另一个阶段不断到来。1945至1951年的工党政府，虽然在其六年任期内存在大量的国内党派纷争——甚至偶尔会相当激烈，但是却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即：建立一个基于混合经济的民主国家和福利国家。这一共识，使得英国顺利实现了战后的艰难转型；这一共识，在本质上延续了一代人或更多代人。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和经济环境非常不同的情况下，战后时期出现的、由艾德礼奠定基础的共识，才受到决定性挑战。在这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权所引入的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平衡，似乎非常符合民众意愿。

在某种程度上，艾德礼政府确实制订了一项卓越的持续改革计划。主要行业和机构被纳入公有制，包括煤炭、铁路、公路运输、民用航空、天然气、电力、有线和无线广播，甚至英格兰银行。总的来说，英国20%的工业被纳入“公共部门”。边远省份的公司及私人资本家被分管企业的公共行政官员董事会所取代。直到1948年9月钢铁国有化带来了政府内部的分歧，公有制的主要前提（正如1945年劳工宣言所阐明的那样）才受到挑战。

公共财政扶持的社会福利也有很大的扩展，通常被称为“福利国家”。最引人注目的、最有争议的是贝文于1946年推出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该计划于1948年7月生效。免费医疗服务在当时引起了很多争论，医生们极力抵制——他们认为这是在实施一个薪酬制度，使他们成为国家雇员，并会破坏私人行医。然而，战后的公众共识足以迫使该法案通过，并使所有公民能够获得免费医疗服务。其他值得注意的措施包括：1946年引入的国家保险制度，非常符合贝弗里奇的战时提案；国家提供补贴的廉租房也重获新的动力——到1952年，该计划共提供了100多万套新的临时住房；增加养老金；提高国民义务教育年限；还有儿童津贴。

有人说，这些措施在当时受到人们的一致欢迎——而实际上远非如此。政府向批评者做出了许多让步。贝文本人不得不允许医学界保留私人诊所，并在国有化医院内设立“自费床位”——这是典型的英国式妥协。在中等教育中，公立学校与国家文法学校并肩繁荣。事实上，1945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思想风行的年代，伊顿和其他私人教育机构从未如此繁荣，慈善机构的地位也受到国税局的保护。由于政府要鼓励房产销售，同时也是出于“财产所有的民主制”的原则，公共住房计划在消减。

然而，尽管有其局限性，福利国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在接下来的20年，福利国家被认为是一个平衡的、富有同情心的社会的重要属性。尽管1951年4月大臣之间发生争吵，导致贝文和其他两位大臣因假牙和眼镜指控而辞职，但受到公众支持的综合性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完好保留了下来。同样，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和新的区域政策也延续下来，这些政策为威尔士的山区、达勒姆、坎伯兰和苏格兰的中央工业带等曾经荒废的地区重新赋予了生命力。鉴于这些好处，工会会员准备接受工资冻结、贬值和不愉快的困难时期。尽管许多要求被政府断然拒绝，他们仍然保持对政府的忠诚。

尽管如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工薪阶层大多认为，自1945年以来的岁月，是自鼎盛时的维多利亚时代晚期以来最好的年代。工资比1938年的水平高出30%。生活水平提高了，就业有保障，环境和教育设施也更加令人满意。在英国，人们可以从事足球和板球等大众体育运动，去电影院和舞厅，还可以享受休闲活动。海布里、维拉公园或老特拉福德等足球场，每周吸引了超过6万名热情（且完全和平）的观众。

1951年，工党政府在在任的最后几个月推出了一个英国节（FestivalofBritain），以庆祝1851年大博览会一百周年。在面对经济短缺和海外事务严重阴霾的时候，一些心怀偏见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不是举行全国欢乐节日的时候——但庆祝这个节日，被证明是一个大成功。除了其他好处之外，它还开启了对废弃的泰晤士河南岸的大规模清理工作；其核心建筑是罗伯特·马修（RobertMatthew）设计的、用来举办音乐和其他艺术活动的新节日大厅（FestivalHall）。节日庆典使建筑师、雕塑家和设计师新的创造力得到释放。与此同时，它还展示了英国人潜在的一些技术和制造技能。沿着泰晤士河南岸的巴特西（Battersea）这个游乐园，成了欢乐和发明的海洋。这场节日庆典，证明了英国人的文化仍然充满活力，他们仍然向往着和平，仍然重视自己的传统。

事实上，1951年之后，保守党英国节所展示的民众喜悦之情得以延续。1951至1964年，是保守党不间断统治时期，四位首相先后是丘吉尔、艾登、麦克米伦（HaroldMa）和道格拉斯·霍姆（Alee）；他们均奉行社会和平政策，一般允许工会发展他们在战争期间所增长的自由和集体谈判能力。也很少有大罢工，也没有家庭暴力——即使在北爱尔兰。福利国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所增加的条款相对较少。充分就业仍然是一个普遍关注的优先事项。事实上，人们认为，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方法能永久地确保充分就业。这种方法体现在“Butskell先生”〔这是两个人名的合成词，一个是保守党领袖巴特勒（Butler），另一个是工党领袖盖茨克尔（Gaitskell），两人当时都提出了中间派政策〕的财政信条里。

国内的政治和谐，为艺术的实验和创新提供了空间。在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荒芜的十年之后，50年代出现了许多杰出小说家及其主要作品，其中一些人在战前就开始写作：乔伊斯·凯利（JoyceCary）、劳伦斯·达雷尔（LawrenceDurrell）、安格斯·威尔逊（AngusWilson）和艾里斯·默多克（IrisMurdoch）等，是其中最杰出的。英国戏剧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复兴，从爱尔兰人塞缪尔·贝克特（SamuelBeckett）和哈罗德·品特（HaroldPinter）的先锋作品，到约翰·奥斯本（JohnOsborne）等坚定人物的社会现实主义。后者的《愤怒的回顾》（LookBager，1956年）在斯隆广场皇家宫廷剧院的激进主义大本营上演，因其蔑视自1945年以来英国的社会变革而引起轰动。混沌、浪漫的“愤怒的青年”诞生了。在《局外人》（TheOutsider）中，科林·威尔逊（Wilson）捕捉到了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

诗歌也表现出很大的活力，特别是通过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DylanThomas）——他于1953年在纽约酗酒死亡。北爱尔兰也出现了“阿尔斯特文艺复兴”。在海外，前往美国旅行的英国人注意到，英国戏剧家和演员近乎垄断了百老汇。尽管英国在经济和技术上比美国落后，但仍然可以通过其文化成就在美国演绎英国本土的作品——这并非是没有依据的幻觉。

英国音乐也异乎寻常地充满活力，布里顿（Britten）在作曲和歌剧方面依然活跃；像威廉·沃尔顿（WilliamWalton）这样年长的人物也很活跃。更令人鼓舞的是，音乐制作显示出一种明显的迹象，即它不那么神秘了，也不再只是中产阶级的活动。学校交响乐团和业余音乐团体蓬勃发展。当地的音乐节正在快速涌现，1947年在爱丁堡推出的音乐节最为出色。所有这一切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国家通过艺术委员会提供赞助——无论人们对这个机构的存在和影响力有多大的争议。

遗憾的是，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没什么进步。“新城镇”大多是冷漠的、“斯大林主义式”统一的代名词，即使像白金汉郡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Keynes）这样的新镇，其街道网格让人想起罗马时期的城镇规划，而在“闪电战”中遭受破坏的老城区的重建机会经常不被重视，特别是在曼彻斯特、斯旺西和圣保罗大教堂周围的伦敦金融城。丑陋的高层公寓穿透了天际线。新的城市建筑和大学往往显得冷峻而没有吸引力。“平板玻璃”并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概念，主要城市中心和古老的大教堂城市的设计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电影也逐渐成为新艺术实验的媒介。电影的低价和非正式的氛围，能够吸引大众，其地位也因为普通观众而得到加强，并且立即摆脱了来自电视的竞争挑战。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著名的电影事件是伊灵电影公司（EalingStudios）的喜剧，其特点是以克制的幽默和温和的宽容重新诠释了传统的英国主题。《买路钱》（PassporttoPimlico）、《仁心与冠冕》（Kisas）以及此类风格的其他电影，证明了英国社会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在英国阶级体系的阴影下制作的无穷无尽的电影则远没有那么有趣，它们以充满感情的、自视甚高的、令人茫然不解的术语来描绘工人阶级——前几代就移居伦敦西区的剧院观众对这些术语非常熟悉。外国人通常被描绘成不可靠的或只是滑稽的〔这一时期大量出版的伊妮德·布莱顿（EnidBlyton）的儿童书中就是这么描绘外国人的〕。像友善的村庄“鲍比”等持久的象征，被电影《寒夜青灯》（BlueLamp）或电视剧如《警察狄克逊》（DixonofDo）赋予了感性的新意。

更为积极的是，在50年代后期，一些席卷法国、意大利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电影的新浪潮，也对英国产生了一些真正的影响。一系列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电影，往往带有尖锐的社会评论，表明文化态度的转变。《甜言蜜语》（ATasteofHoney）或《年少莫轻狂》（SaturdayNightAndSundayM）深入探索了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和他们的价值观所塑造的人际关系；这两部电影的流行，体现了英国电影业的新深度和敏感度。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电影业的发展表明了英国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安全与稳定。

普遍安宁的对外政策，有助于国内的稳定性。1945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强国，是国际和平会议的“三巨头”之一，它通过制造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来证明了这一事实。在经济衰退的累积效应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之前，这件强大的外衣一直保留到1963年在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订。英国拥有自己强大的防御系统、自己的独立核武器、自己的英镑区，以及强大帝国（虽然正在逐渐解散）内部的战略、贸易和金融联系。在医学、物理学和化学方面，英国仍然十分卓越，一些杰出的英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弗莱明（AlexanderFleming）和弗洛里（HowardFlorey）发现了青霉素；英国分子生物学家克里克（FrancisCrick）和他的美国同事沃森（JamesWatson）共同发现了DNA。还有受尽折磨的数学天才艾伦·图灵（AlanTuring），他在战争期间参与了对德国恩尼格玛（Enigma）密码系统的破解项目，并在自杀前开创了计算机科学。

到20世纪60年代初，只有少数几块杂乱的领土仍然在英国的直接统治之下：英属洪都拉斯加勒比海地区的小岛、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中国香港、亚丁、斐济和其他一些前哨基地。现在，人们对于帝国的神秘感充满着怀念。“帝国日”从公立学校的日历中消失了；印度籍公务员匿名回国；国王不再是印度的皇帝。

然后在1956年10月，当埃及人宣布苏伊士运河从此被国有化后，当时的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惊人地联合法国和以色列采取秘密行动，入侵苏伊士运河区。世界舆论，甚至包括美国，都反对英国。英镑地位受到威胁；石油供应枯竭；在联合国的谴责下，英国军队灰溜溜地撤回。公众对此几乎没有表达长期愤怒；旧帝国主义的声音相对平静。在1959年的大选中，保守党在国内繁荣的基础上参选，并且轻松地赢得了胜利。按麦克米伦的话说，“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家丹尼尔·莫伊尼汉（DanielMoynihan）大写特写英国在亚非第三世界的新声望，因为英国解放了世界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而没有经历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或比利时人在刚果的痛苦。一个曾经青睐杰里米·边沁和李嘉图（DavidRicardo）、约翰·穆勒和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等自由派的世界，现在开始倾听伦敦经济学院的拉斯基和托尼、《新政治家》杂志（esman）以及（甚至反对）工党所宣扬的社会民主主义信条。

在后帝国时期，英国成为一个更加自省的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稳定的。随着英联邦内的联系变得更加礼仪化（虽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如英镑区的运行、英国对黄油和肉类等英联邦产品的偏好），与美国的关系显得更加重要，即使在许多方面苦乐参半。从1949年开始，美国和英国通过北约在战略和地缘政治上紧紧捆绑在一起。不久，在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中，两国也结盟。此后，英、美两国在政策上密切合作，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政府掌权。

在本土附近，从1947年开始有人试图组建西欧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从战争结束后这个想法首次提出，英国政府就持怀疑态度——即使不是公开反对。其理由包括：英国与英联邦的联系、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英国独特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以及英国社会主义计划的自主性，等等。更重大的理由是，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西欧人是难以理解的外国人，英吉利海峡两岸很少有天然的联系。1963年，麦克米伦领导的保守党政府第一次试图加入欧洲共同市场，遭到法国总统戴高乐的拒绝；1967年威尔逊领导的工党政府的第二次努力再次被拒。英国人对未能加入这个国际机构没有表现出任何莫大的悲伤，因为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意味着食物价格上涨，削弱跟英联邦国家的联系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威胁。亲欧洲派逆清晰的舆论潮流和“千年历史”感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