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十章 20世纪3（第2页）

对于许多英国公民来说，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危机之后，生活突然变得更加舒适。住房持有率继续提高，到1987年底，三分之二的人口拥有自己的住房。持有股份也变得更加普遍。政府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如电信系统、英国天然气公司、不列颠石油公司和机场（在80年代末供水和电力公司也实行私有化）。相反，工会在公众中的受尊重程度在下降，甚至工会成员也从1980年的1300万人左右下降到1987年的900万人。

在这个时期，英国并不是文化贫瘠之地或智力上缺乏冒险精神。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仍然非常有创意。几位英国著名建筑师获得了国际知名度，如詹姆斯·斯特林（JamesStirling）、诺曼·福斯特（NormanFoster）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Rogers，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设计师）。英国音乐界从未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昌盛，伦敦似乎是世界音乐之都；在利兹、卡迪夫和其他地方，出现了管弦乐和歌剧的重要新发展。英国的文学周刊保持着高质量。英国广播公司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传播机构，其影响力因士气和收入下降而受到削弱——虽然与撒切尔政府的纠纷分散了很多精力。尽管从1981年开始，政府实施了开支削减政策，大学在文科、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包括医学）方面仍然不断取得创新成果。

一位美国评论员伯纳德·诺斯特（BernardNossiter）甚至在70年代末声称，英国表面的经济衰退和失业，其实掩盖了一些更积极的东西，即：创造性地利用闲暇。英国中产阶级和熟练工人阶级反对这种不断增加的大规模生产的常规模式，并选择更大程度地摆脱自动化劳动的苦役。这种观点可能过于乐观，忽视了古老的工作实践和管理惯性中的长期传统，这种传统阻碍经济甚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此外，英国文化所依赖的物质基础，受到技术创新失败和创业精神减弱的威胁。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80年代中期遇到的“人才流失”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有天赋的年轻科学家被吸引到大西洋彼岸去了。工业革命以后的两百年里，英国人仍然不愿意以现代化的模式来培养他们的科学天才。然而，尽管有这种明显的弱点，英国人才并不一定不能够应对社会激变和工业弱点之外的新压力，而不仅是承担了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商贸领头羊和国际地位的负担。

这些和其他事态的发展，为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带来了新的生机。在1987年6月的大选中，尽管工党在新领袖尼尔·金诺克（NeilKinnock）领导下构成激烈的竞争，保守党还是再次轻松获胜，占375个席位；工党占229个席位，而衰弱且涣散的自由党社会民主党联盟则只有22个席位。因此，撒切尔夫人成为自1812至1827年利物浦勋爵以来，第一位赢得三次大选的首相——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保守党在竞选活动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声称他们已经恢复了国家的繁荣，也是国家安全的可靠保护者。工党的单边核裁军政策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在蓬勃发展的英格兰南部，工党四分五裂、观念陈旧，不可能获选。

另一方面，选举结果显示，英国内部的区域鸿沟非常明显。保守党的大量选票来自南部和中部地区，但在北方的工业城市失势。在威尔士，工党得到5%的摇摆选票；在苏格兰，这个数字是7。5%。人们谈论着南北方之间的基本社会鸿沟：南方日益繁荣，充满自信；北方在腐朽没落，高失业率，城市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不到位。19世纪40年代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描述的“两个国家”，在一个多世纪之后仍然那么泾渭分明。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显示出一连串既分裂又稳定的因素，两种因素脆弱地共存着，破坏的力量十分明显。在北爱尔兰、工业界以及城市中的黑人聚居区，社会问题显而易见。政治共识面临着各种形式的新挑战：由本恩领导的新马克思主义工党左派；准法西斯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思想；或者是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有时表现出的贵族精英主义。传统的关系（年轻人对待他们的父母、“女权主义”的妻子对待丈夫、工人对待雇主和工会领袖、学生对待他们的老师、公民对待法律和秩序的监护人等）似乎在不断发生变化。《英国正在死亡吗？》是1979年一本耐人寻味的书。相比之下，英国的稳定性往往表现为对古典模式和祖先怀着类似于宗教的崇敬，如对王室的崇拜，或者模糊的“遗产”概念——这往往需要有选择地和感性地阅读英国历史。

1987年大选后，撒切尔夫人的政府陷入混乱，显著加剧了公众的不稳定。在这十年（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府奉行货币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力量；挑战教会、大学和地方政府等机构；凭借首相本人几乎无敌的个人优势，撒切尔主义似乎取得了胜利。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在国内，一些更激进的提案遇到了重大反对意见。政府试图将市场力量引入教育领域，甚至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怒。一项以社区费（或“人头税”）取代家庭税收制度的提议，招致全国各地的抗议。毕竟，早在1381年，生来自由的英国人在瓦特·泰勒（WatTyler）的领导下，就曾起义、反对征收人头税——这一段记忆仍然在流行。更为灾难性的是，政府做出了一个不明智决定，即1989年首先在苏格兰征收人头税。这使得苏格兰的专业人士、中产阶级舆论更加疏远保守党。在爱丁堡举行了一次多党制宪会议，会议制订了把税收权力下放给苏格兰议会的计划。

最严重的是，经济的表面复苏开始不那么可靠了。首先是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股市发生大崩盘，股价下挫了22%。财政大臣奈杰尔·劳森（NigelLawson）的减税政策，现在被视为导致巨额国际收支赤字的罪魁祸首——创下20亿英镑的最遭纪录。失业率大幅上升，英镑承受着贬值的压力。更糟糕的是，政府主要夸耀的征服通胀，现在受到消费信贷和消费热潮的威胁。银行利率飙升至15%——每位按揭买房者都感受到了这种影响。更甚者，劳森与首相就欧洲政策进行了激烈争吵之后宣布辞职；随后，最新任命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Howe）也辞了职。

撒切尔夫人自己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受欢迎。她充满个性、专横的领导风格，现在看来更像是一种“负债资产”。她在外交事务中的“强硬”名声（可以追溯到福克兰群岛战争），现在也似乎不值得信赖——特别是与英国的欧洲伙伴就统一货币问题一再发生争执的时候。与此同时，工党对尼尔·金诺克的“新现实主义”做出调整，变得越来越温和，因此更受选民欢迎；工党还放弃了对大规模国有化和单方面核裁军的承诺，以及其对欧洲的敌意——并在此过程中开始排挤拥护本恩的极左翼残余分子。在1990年的夏天，英国政治的巨变可能即将到来。

秋天，巨变如期而至。面对多名内阁成员辞职、补选失败以及对欧洲事务和经济的困难，撒切尔夫人似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1月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Heseltine）挑战了她的党内领导地位（实际上是首相职位）。赫塞尔廷是辞职的前任内阁同僚之一。尽管撒切尔夫人赢得了第一轮投票（204票对赫塞尔廷的152票），但她遭遇的党内反对意见，足以迫使她辞职。像1922年的劳合·乔治和1940年的内维尔·张伯伦一样，是保守党的后座议员，而不是选民，把她拉下了马。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利者是约翰·梅杰（JohnMajor），一位鲜为人知的英国财政大臣，也是一位看似温和的人。因此，他成为首相，引领国家从持续十一年之久的“撒切尔主义”过渡到更加一致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进入千禧年

1990年撒切尔的倒台，如同1922年劳合·乔治的倒台一样，都是极其痛苦的。随着前任领导的离开，似乎开启了一段更加平静的时期，梅杰称之为“一个国内和平的国家”。作为促进统一之举，梅杰把撒切尔的主要对手赫塞尔廷请进了内阁。国家曾有过一段平静时期。不受欢迎的人头税被取消。1991年2月，英国参加海湾战争，英国的装甲部队和喷气式战斗机出色地协助美军和其他“联合”部队把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部队赶出科威特——此举曾一度为政府赢得广泛支持，即使现在没有“福克兰群岛因素”来推动保守党的事业。

重要的是，梅杰似乎在欧洲问题上弥合了党内的分歧。1991年在谈判《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Treaty，简称《马约》）的过程中（该条约加快了欧洲的一体化，包括1999年开始使用的统一货币），英国政府似乎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英政府从欧洲伙伴那里赢得了将来从货币联盟中“有退出选择”的权利，以及保障工人的权利和最低工资的“欧洲社会宪章”，成功维护了保守党表面上的团结。

另一方面，撒切尔统治后期仍然面对各种基本困难，尤其是经济的衰退。这一时期，英格兰中部的中产阶级日子最不好过：工作不稳定、住房按揭利息高、陷入负资产和房价下跌。铁路系统的新一轮私有化，也引起了极大争议。

由于保守党的天然支持者遭遇了所有这些问题，而且在欧洲事务上，保守党也是困难重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保守党将在1992年的大选中输给工党——当然，至少民意测验是这么显示的。但是结果证明，这些预测是误导性的。约翰·梅杰以朴实无华、诚实守信、从不耍诡计的良好形象脱颖而出。他意外获胜，为保守党赢得336个席位；工党获271个，自民党仅20个。政府赢得了“埃克萨斯人”的支持——这些人爱国，平时喜欢阅读《太阳报》，是生活在像巴西尔登（Basildon）这样的新兴小镇的熟练和半熟练工人。保守党和工党分别获得41。85%和34。16%的选票；保守党的整体表现比议会的席位数量所反映的还要出色：共赢得1420万张选票，创历史新高。选民们似乎并不相信工党领袖金诺克能够推动经济发展。对多数选民来说，工党仍然是一个过时的、注重阶级意识的政党，而不能给人们带来繁荣的未来。保守党已经连续赢得了四次大选，这是自19世纪《谷物法》废除之后的自由党前身辉格党以来的最佳成绩；看起来，保守党注定要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地位。

然而，实际上这次选举只是延长了导致保守党四分五裂的分歧和痛苦。1992年9月16日的“黑色星期三”，崩溃降临。无论是保守党还是首相，都无法从这次创伤中恢复过来。英镑面临巨大压力，英国政府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ERM），并使英镑对所有主要货币贬值。这对梅杰首相和拉蒙特（NormanLamont）财政大臣是一次致命打击，瞬间毁掉了保守党善于管理经济的美誉。保守党的支持率在民意测验中直线下滑；工党的支持率有时候超过保守党30个百分点。而且在接下来的四年半里，工党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似乎无力挽回败局。

然而在北爱尔兰问题上政府曾一度取得一些进展。1993年末，梅杰与爱尔兰总理成功签订了《唐宁街协议》。第二年新芬党宣布停火。此次停火持续了将近两年。和平重新回到冲突不断的贝尔法斯特的街头，英国军队也逐渐撤出。但是1996年在金丝雀码头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表明脆弱的和平是暂时的。自从1922年爱尔兰分裂以来，支持统一的新教徒和天主教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政治鸿沟，其实一直没有缩小。跟皮特以后所有前任首相一样，梅杰没能弥合北爱尔兰世代的教派分歧。

尤其是，保守党被欧洲关系所困扰。1991年签订的《马约》并没有成为建立和谐的平台，而是导致选举失败的定时炸弹。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麦克米伦和希思的领导下，保守党成为更亲欧的政党，而工党更加敌视欧洲。现在它们的立场完全颠倒过来了。工党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把英国送上欧洲舞台的中心，包括《欧洲社会宪章》和最低工资，受到各工会的热烈欢迎；而保守党内部意见不一，因为撒切尔执政后期出现的欧洲怀疑主义或者恐欧盟症变得越来越狂热。

推动反欧情绪的，不再是帝国发出的警告，而是英国的国家独立受到了威胁。《马约》被认为是对王国主权的挑战，因为议会将受到压力倾向欧洲共同体，并接受欧元，去除英镑在历史上的卓越地位，因此该条约成了争论的焦点。关于欧洲问题，保守党内阁也是意见不一，如同1903至1905年的内阁关于关税改革和帝国问题一样龃龉不合。梅杰跟当年的亚瑟·贝尔福（ArthurBalfour）一样无助且优柔寡断——1906年的结果是，保守党在大选中惨败。

在下议院，保守党的不同派别就《马约》和欧洲问题进行的争论，年复一年。党内分歧导致在补选和地方政府选举中受损，直到保守党在基层几乎消亡了。199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工党赢得64个席位，而保守党只有18个，自民党2个；此后的情况越来越糟。关于食品的各种争论使事态更加混乱。小牛肉、羊肉以及在英国水域的捕鱼权，据说都受到了来自布鲁塞尔的威胁。最糟糕的是，英国暴发了疯牛病，这种传染病导致了几人死亡，对公共健康构成重大威胁。以德国为首的欧盟禁止英国牛肉出口到大陆。疯牛病也是撒切尔放松动物饲料监管政策的结果，但是这件事引起了英国牛农、保守党普通议员和广大恐欧盟人士的大规模抗议。1996年夏季兴起了一股自5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反德浪潮。小报，如默多克控制的《太阳报》，煽动民粹主义者的仇外情绪。但是牛肉出口禁令没有取消。梅杰在恐欧盟的批评人士毫无理智的攻击下，被迫于1995年辞去党魁职务，但轻松击败了一位右翼挑战者约翰·雷德伍德（JohnRedwood）。这一事件凸显了梅杰在政治上的长期软弱性。

更糟的是，政治家们与商界和金融界存在着隐秘的联系——揭示了威斯敏斯特的深层腐败。大臣们和普通议员被曝光接受了来自私人公司和中间游说集团的未申报财物，导致几名大臣辞职。

政策方面也存在严重的道德问题。内阁大臣在斯科特调查中被公开谴责，调查报告指控他们在1991年之前瞒着议会把军火卖给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这些武器被伊拉克用来对付英军）。同时，诺兰委员会（Nolanittee）谴责公众生活标准，并呼吁更大的透明度。

依据美国或者意大利政治的标准来衡量，英国政界的违法行为算是小巫见大巫了。英国从18世纪末就开始根除腐败了。根据英国的标准，这些行为是令人震惊的。政府即使不腐败，也显得对腐败掉以轻心；而作为首相的梅杰，要么不知道实情，要么对此不够重视。

保守党的人气衰弱了，普遍的“污秽”使得90年代中期成了幻想破灭的时期。像威尔·赫顿（WillHutton）的《我们所在的国家》（TheStateWe’reIn）和西蒙·詹金斯（SimonJenkins）的《不对任何人负责》（AtabletoNone）（都出版于1995年）等批评性作品，都谴责了后撒切尔英国的社会不平等、中央集权和淡化的社区意识；赫顿呼吁公民权利和共和国的团结。许多机构都受到了攻击，甚至君主制本身也面临一波自从摄政时期以来未有过的大众批评。私密的家庭问题刺激了这种批评，比如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分居和离婚；同时有人批评女王的财富、生活方式，以及不能适应现代社会。温莎城堡失火后，动用了公共资金来修复，导致大规模的批评。1992年，女王称这一年是“极其糟糕的一年”。共和制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

其他方面，因罗伯特·麦克斯韦尔（RobertMaxwell）养老金丑闻和莱斯银行（Lloyd’sBank）的保险问题，人们对伦敦金融城的信心也受挫。刑事司法体系出现了警察滥用职权的案例，如伯明翰六人炸弹案（BirminghamSix），在这起案件中证据被做了手脚。人们批评内政部侵犯人权和政治干预法律。

然而在许多方面，这种感觉又是不均衡的，社会的绝望情绪被夸大了。尽管存在各种问题，梅杰治理下的英国还是越来越繁荣，大多数国民对生活非常满意。在黑人小伙史蒂芬·劳伦斯（StephenLawrence）被杀一案中，尽管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种族偏见，但在撒切尔时代的种族骚乱之后，少数族裔的境况在不断改善。随着大多数女性（包括已婚和未婚）参加工作，家庭的收入增加了；像保姆和幼儿托管人等家政服务人员的数量，自爱德华时代以来第一次出现增长。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达到了三分之一，同时非全日制和“继续”教育也开始普及。老年人的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女性达到了77岁），带着养老金较早地退休，可以安享晚年。

出国度假变得稀松平常，尤其是1994年海峡隧道的铁路和公路开通之后。大多数家庭都可以享受集中供暖、微波炉、电视或个人电脑等生活的舒适和便捷。包括因特网和数字服务等信息技术的发展，意味着更多人可以在家里上班，并获取大量的知识。到2000年，英国的手机用户已经超过了2500万。城市生活开始复苏，像格拉斯哥、卡迪夫、纽卡斯尔或利兹这样的城市欣欣向荣，快乐的酒吧、世界各国的饭店和咖啡屋随处可见。购买国家彩票也非常流行（为慈善事业募集了大量资金）。休闲活动的流行，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普遍富裕。足球运动取得巨大成功，从欧洲大陆或南美引进外国球星，收取高额卫星电视转播费。另外，黑人足球运动员、田径运动员或板球运动员的成功，极大地改善了种族关系。

英国的大部分文化保持强大活力。伦敦仍然是出版中心；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Foster）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Rogers）获得了世界知名度。福斯特具有象征意义地设计了重建的柏林国会大厦，大厦于1999年开放。电影业尤其兴旺发达、充满创意，影院里的多屏幕技术吸引了更多观众。成功的电影包括历史经典《疯狂乔治王》（TheMadnessofKingGee，由第4频道制作）及《光猪六壮士》（TheFullMonty，1977年），后者讲述的是六位失业的谢菲尔德钢铁工人如何把他们的才干转化成**表演的励志故事。媒体也充满了英国艺术和设计的活力；流行歌手辣妹组合展示了“女权”和新爱国主义。人们还谈到“酷不列颠”（coolBritannia），英国是流行时尚市场的领导者，如同披头士乐队鼎盛时期和“摇摆的60年代”一样。1995年至1997年，在出口增长的带动下，英国经济开始复苏，但评论员感到不解：为什么社会上明显缺少“感觉良好”的情绪？很奇怪，公众的情绪很低落。

但是真正的改变是在1994年史密斯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是托尼·布莱尔，一位41岁，受过公立学校和牛津大学教育的出庭律师。布莱尔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振兴了工党。他年轻俊朗的外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他是英国现代历史上最成功的党魁。他声称工党已不是“工党”而是“新工党”。他在按揭购房的中产阶级中，比在工党的核心支持者工人阶级当中更受欢迎。他高唱爱国主义，高举联盟统一大旗。他说，英国在本质上还是个“年轻的”国家。他利用发达的现代通信技术作为宣传手段，让全党随时获知信息，并提升领袖的作用。他在下议院嘲笑梅杰说：“你跟随你的党，我领导我的党。”

新工党更加包容。布莱尔公开呼吁商界精英对英国工业联合会（federationofBritishIndustries）的支持；他试图取悦默多克的媒体机构——尽管它们曾经诋毁过工党；他甚至高度赞扬撒切尔在国有产业的私有化、提高住房持有率以及结束来自工会的束缚等方面的成就。他的模式不像是出自旧工党〔该党从凯尔·哈迪（KeirHardie）到詹姆斯·卡拉汉，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更像是澳大利亚工党的“市场社会主义”或者克林顿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民主党。

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不遵循教条主义的工党。该党拒绝国家计划、国有化、福利待遇普及化、收入再分配，以及与工会的联系——与工会保持联系曾是1945年艾德礼领导的工党的特点。布莱尔发起了一项成功的运动，在1995年否决了致力于国有化的第四条党章。由于保守党的失败，工党在民意测验上大幅领先，布莱尔主宰了英国政坛。

工党在1997年大选中获胜。民意测验结果在这轮选举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保守党遭遇了比1945年或1906年更惨的大溃败，实际上是自惠灵顿公爵于1832年抵制《选举法修正法案》（ReformAct）以后，最严重的失利。10。9%的摇摆选民倒向了工党，工党赢得419个议会席位；而保守党只有165个；自由党获得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新高：46个席位。五位内阁大臣丢了席位；代表英格兰郊区的选票大规模倒向工党，包括撒切尔在芬赤利（Finchley）的席位。所有主要城市的选票也投向了工党，苏格兰和威尔士也没有一个席位回归保守党。

工党的上台过渡期顺风顺水，经济迅速好转。这是历史上第一届上台的时候没有遭遇金融危机的工党政府；上台之后，经济继续保持稳定：信任财政大臣戈登·布朗执行审慎的金融政策；恪守竞选前的承诺，即维持保守党的税收和支出限制；利率将由独立的英格兰银行委员会而不是政客来决定；股价指数从1997年5月的4300点上升到2000年底的6000点左右；在许多国内政策上，政府长期奉行谨慎甚至保守主义原则，尤其是削减部分福利系统的支出，以减少对国家的依赖，并提倡“工作福利”的道德准则；许多左翼人士的抗议被置之不理；医疗卫生体系的支出水平引起了很多争议，直到2000年夏，政府大幅增加投入才罢休；政府对企业执行体谅、友好的政策；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上立场坚定；并首次开始收大学学费——所有这些措施，对于一个原本中间偏左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同凡响的。另一方面，政府实施家庭纳税减免政策，提高向儿童的投入，以及设定工人的最低工资（起初的标准是时薪3。6镑）——这些举措，带有财富再分配和渐进的社会主义色彩。

关于欧洲事务，这届工党政府似乎比前任更加积极。但是布莱尔跟梅杰一样，不愿意加入欧洲统一货币体系。他的直觉既亲欧又亲美。在第二次大选之后的某个时间，举行了公投。然而在北爱尔兰，政府终于在几十年的暴力之后取得了难得的突破。1998年4月的耶稣受难日，新芬党和统一党的领袖坐在谈判桌前，达成了协议。协议涉及以下几个方面：根据在苏格兰的模式，在贝尔法斯特成立一个由108位成员组成的大会；来自都柏林和贝尔法斯特的部长组成一个跨境委员会，负责处理安全和其他事务；还成立了英-爱委员会（British-Irishcil）。这是自1922年爱尔兰独立以来，阿尔斯特的政治家们意见最一致的时候，同时也是布莱尔一项非凡的外交成就。一个月后，在北爱尔兰举行的公投中，该协议得到71%的支持率，包括占多数的新教教徒。在消除武器方面经历了许多困难，随后在1999年11月北爱大会开始运行，在统一党领袖大卫·特林布尔（DavidTrimble）的领导下，新芬党的部长们担任着各个要职。然后，这个被捧成“历史性”的新动议陷入停顿，因为内部分歧导致北爱大会暂停了。2000年夏，大会临时恢复工作，但是在“游行季节”（margseason），北爱的气氛仍然紧张，和平进程依然不稳定。

随着布莱尔政府稳住了脚跟，2000年1月，英国人民以喜悦的心情迎接新千年的到来。比起十年以前撒切尔夫人倒台之后的情形，人们现在的心情很是放松。经济在复苏；社会安宁，包括北爱；性别平等取得进步；少数族裔更广泛地融入主流社会；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忙于处理分权初期阶段的事务。至少在这个时期，英国似乎找到了自己觉得相对舒服的风格和国际领导力。

当然，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发生了许多重大变革。不同阶级、不同性别和不同代人之间的互动，像婚姻、家庭和为人父母这样的社会基石，都经历着不断的变化，而且打破了传统的结构。2000年7月做的一份官方调查显示，在过去的30年里，财富、机遇和生活方式的差距几乎没有缩小。英国仍然是一个阶级分明的社会。来自有职业的和无技能的家庭背景的孩子，在教育前景和人生机会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来自后者家庭的女孩，很可能在十几岁就当了未婚妈妈，而不是去继续求学。

古老的机构难以应对现代潮流。英格兰圣公会很难适应世俗的时代；像女牧师的授任这样的问题，增加了教会的焦虑。2000年，只有少数年纪大的人参加基督教仪式。不信奉国教的道德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遗留产物；由于教会组织负债累累，威尔士的不少小礼拜堂关闭了。天主教会（爱尔兰人一般信奉天主教）因其反对堕胎而受到抨击。除了生活在偏远的苏格兰西部群岛的加尔文教徒之外，周日不再是主的日子，而是人们购物、驾车出行、看电影和踢足球的放松机会。重要的是，多年以来，来自印度次大陆和部分中东地区的移民数量增速较快，发展最快的宗教团体是伊斯兰教。

在某种程度上，托尼·布莱尔代替了戴安娜，成为权威的灯塔而不是“风中之烛”（在葬礼上人们这么称呼王妃）。尽管媒体上笼罩着阴郁情绪，民调显示出人们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在西方世界，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没有英国人愿意移居国外。对新工党的热情，在2000年的大选中有所减损。保守党领袖黑格（WilliamHague）在民调中取得一些进步。人们一再抱怨政府公共支出不足，尤其是医疗卫生和铁路，人们还担心像转基因作物等环境问题、民粹主义青年文化、黑人社群的愿望，以及南北经济鸿沟。但是所有的不满都未超出现有的社会结构。英国不同于欧洲大陆国家，没有诞生种族主义右翼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