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二政治标准的确立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第1页）

二、政治标准的确立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

（一）确立政治标准的缘由

在教育“革命”时期，“政治标准”成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主要分配标准。对此，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评价。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平等主义的策略。苏珊·佩珀指出，取消全国入学统考，其目的在于建立结构和内容上更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仅为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大的受教育机会，而且产生出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个目标明显地超出了“**”前大学扩大招收工农的目的。[37]也有研究者指出了这一标准蕴含的不公平性，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性政策，限制、剥夺了非无产阶级和剥削阶级家庭子女的教育机会，而干部子弟这一阶层的特殊利益以新的形式得以存在。[38]也有研究者指出这是与学术标准的普遍主义特性相对立的一种新的特殊主义的分配标准。尽管其表面上实现了普通劳动人民向新的社会精英流动的机会，而事实上加剧了人为的不平等带来的整个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的破坏，而且也引发了由特殊主义造成的社会风气的败坏。[39]但是，对这一标准本身的认识需要追溯当初设立的缘由，离开这一点，就很难对它的优劣进行评价。

对于这一标准设立的缘由，有研究者（如姚若冰、罗伯特·泰勒等）指出这是当权者两种不同发展策略交替选择的必然结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策略为发展经济，因此高校招生以学术标准为主；而在教育“革命”时期，发展策略为政治革命，因此高校招生以政治标准为主。不过这样的解释只能说明在不同发展策略下，高校招生标准具有的某种特征，但很难在两种策略和两种标准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因此，对这一标准确立的缘由应当回归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和发展图式中去认识，王绍光和萧延中则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王绍光从“社会排斥”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形成了两个精英集团，一个是以工农干部为代表的新精英集团，一个是以留用的旧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老精英集团。在“反右”运动时期，老精英集团和新精英集团开始分裂，互相排斥（即所谓轮流坐庄）。因此，当老精英集团以知识、能力、学术自居要求掌权时，新精英集团则通过个人身份上的优势（如家庭成分、政治表现）进行反击。这就是后来强调家庭“成分”的由来。[40]费正清认为，强调阶级出身及政治表现的目的，在于防止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子女继续管理新中国。[41]事实上，根据薄一波对当时情况的回顾，也确实表明在“反右”运动中存在要求轮流执政，对党统治合法性质疑的声音。研究中国“反右”运动的英国学者纳拉纳拉扬·达斯在其《中国的反右运动》一书中也搜集了当时反对政府的右派观点。[42]邓小平后来也谈到，1957年的“反右斗争”还是要肯定，当时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43]王绍光立足于当时中国面临的冲突，看到了所谓“两条道路”的冲突和斗争，揭示了两个“精英集团”分裂的事实。不过，就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而言，社会潜在的分裂还不至于此，还存在着两个精英集团同群众分离的危险。整风运动的目的就在于解决此问题。在开展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就认可刘少奇提出的在工人阶级中存在一个工人阶级贵族的看法，并指出，不进行整风，“我们就一定会被革掉”。[44]毛泽东在解释整风运动的目的时指出：

就是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矛盾的一种方法。通过整风运动，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一些同志的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较薪水高低、争夺名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45]

萧延中正是在对更多社会分裂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揭示的。他从毛泽东的政治伦理逻辑：压抑—创新的视角指出，在“官”与“民”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权威与小人物之间，毛泽东非常清楚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权力”之间的对等关系，他认识到，如果不对特殊“身份”进行必要的变革，“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的政治铁律必将自然地产生效应，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终生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付之东流。而在毛泽东看来，后者较前者具有更高的革命性和创新性。因此通过赋予和抬高他们在“身份”上的优势，就能与前者进行互换，从而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达到“等贵贱”的价值平均效果。[46]

迈斯纳提出的“三种关于阶级的理论”则比较系统、概括地阐释了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矛盾。第一种理论反映了1956年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对阶级的划分是依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行的。第二种理论是关于新的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官僚统治阶级的理论。第三种理论是以个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行为决定他的阶级地位的理论。在他看来，“三种有关阶级的理论”都成为中国人民政治意识的组成部分。而第三种理论是毛泽东在“**”时期所坚持的。[47]

上述研究者立足于从当时现实社会存在的分裂进行的解释已经颇为深刻，但是如果我们承认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理想主义者”的话，就不能不从其对未来发展图式的设计这一视角去认识。正如前述，毛泽东的“五七模式”致力于构建的是一个消除一切差别的理想社会形态。而这一点也体现在其对理想“新人”的塑造——“又红又专”这一点上。又红又专这一目标不仅指向党政干部（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专业精英），而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要求。它的提出有效消解了两种精英各自的优势，同时，“红”更是作为一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工人阶级立场、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被置于首位。[48]因此，迈斯纳指出，这一目标不仅有助于（至少试图如此）专业精英与政治精英的结合，而且有助于两种精英与一般群众缩小差距。[49]

理论的建构为我们认识政治标准之所以必要提供了指引，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回归现实，从历史的变迁中去梳理和认识这一标准的形成过程。这一点可以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和培养“新人”的努力中清晰地看出。

在反右运动前期，知识分子被给予了基本的信任。1956年，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用新的政策，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进其服务国家建设的贡献。[50]为了争取更多知识分子的支持与合作，政府在1957年开展了“百花齐放”运动，原意是鼓励知识分子对国事作有建设性的公开批评和建议。S。施拉姆认为，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目的，即在提高他们的修养、改造他们思想的过程中，让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旧式知识分子（出身资产阶级，或在西方，或在从欧美和日本留学回来的人）的忠诚可靠是可以得到的。[51]然而，在“反右”运动期间，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被划分为资产阶级右派——笔者注）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甚至对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方式也表示异议。[52]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随着1957年反右斗争的进一步发展，他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判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并把正在逐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的范围。他认为，当前的知识分子，包括大学生，大多数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的中农，多数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草一样，风一吹就要摇。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的最猖狂。[53]

这就表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策略较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较大的改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旧知识分子给予了基本的信任，一般采取“包下来”的做法，尽管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重要性。而在教育“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旧“知识分子”的不信任。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表现出很大的不信任，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毛泽东不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在反右斗争**的1957年7月，他还指出，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数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之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在同年的10月，他还说，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我们要在这十年内，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各级特别是省、地、县这三级要有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计划，不然，时间过去了，人还没有培养出来。[54]而这些论述也成为后来批判“**”极端做法的佐证。

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过，在认为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存在两种斗争和两条道路的前提下，他更看重的是如何培养“我们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即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这样的队伍应该是又红又专的，并且“红”（政治）是主要的，第一位的。[55]

在1964年，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接班人”的五条要求：[56]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判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这五条标准是高度政治化的，是在反对修正主义和防止和平演变的情况下提出的，正如《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指出的那样，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因此，这五条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标准的提出是契合当时的政治现实需要的。

在“**”时期，在“反右”和“防修”意识的支配下，学校自然被看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阵地，因此，必须强调政治挂帅，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担负起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的任务。由于事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道路）的根本问题，加强政治审查，突出政治挂帅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如果再结合先前毛泽东在“五七指示”和“又红又专”的表述中所体现出的那种强烈地对无差别和平等的追求，就会发现，政治标准的确立不是由于某一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它是现实斗争（“反右、防修运动”）和理想指引（建立乌托邦式的“五七公社”）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二）政治标准作为分配标准的基本情况

政治标准确立的直接体现是政治成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党、团员）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对这一标准的政策实践是在高校招生中实行政治审查和对工农成分的学生实行保送入学制度。

对高等学校学生进行政治审查开始于1953年，到1958年得到了强化。1958年，教育部、公安部等多个部门联合颁发了《关于对报考高等学校的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要求，今年高校招生，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必须努力做好对考生的政治审查工作，确保新生的政治质量。负责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的单位，应该对考生的政治历史、家庭成分、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面貌、本人的政治表现等审查清楚。[57]同年，教育部对在过去招生工作中存在忽视党的领导，业务脱离政治、没有政治挂帅的错误进行了检讨。在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1958年招考新生的规定》中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原则是：“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健康条件，选择录取质量较好的新生入学。”[58]这样，与其他要求（学业、健康）相比，政治标准被置于首位。学生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不再凭个人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其所身处的家庭，甚至受制于其家庭历史和亲属的政治清白。

与此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几乎被取消的针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和老干部的优惠政策得到了恢复。1958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以及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保送入学的通知》，指出为了贯彻阶级路线，保证新生的政治质量，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可以免试直接升入高等学校。而工人、农民、工农干部和老干部，政治、健康条件合乎标准，文化程度能够跟班上课的，可以保送入学。[59]为此，许多学校专门开设招收工农干部和老干部的班级。如同济大学、广州中山医学院、北京铁道学院等。[60]

自此，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考试成绩作为进入高等院校的选拔标准被弱化，而政治出身和政治表现在高等教育的机会分配中的作用得到了强化。这可以从表4-3中清晰地看出。

表4-31958—1964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学业情况统计表（单位：人）

根据表4-3可以看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逐步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到1964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录取新生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了5。32%，其他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录取新生的比例也在逐年下降。而工农家庭及本人工农成分的在历年录取新生的比例则逐年上升，到1964年上升到了70。10%。

表4-41958—1964年高等学校录取新生政治、学业情况统计表（单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