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有根指尖捏着那张崭新平整的户口迁移证明,纸质粗糙却格外挺括,油墨印字清晰利落,边角还带着刚从柜台拿出来的淡淡印泥清香。
他心底翻涌着止不住的庆幸,暗自感慨这年代的户籍壁垒有多森严,普通人想动一下户口,堪比登天。
七十年代末的户籍管控,卡死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命运,户口不仅是身份凭证,更是领粮票、布票、油票的唯一依据,没户口就等于没活路。
而他顶着准大学生的身份,短短四五天就走完了全部迁移流程,全程畅通无阻,没有一丝刁难。
就连派出所的办事员,看见他的录取通知书和迁移申请时,脸上立刻堆起客气的笑意,说话都温和了几分。
对方特意从抽屉最里面摸出一罐崭新的大红印泥,避开了那罐干结起壳、颜色发暗的旧印泥,重重落下公章,印出来的字迹鲜红饱满,看着就格外稳妥。
这份旁人求而不得的顺遂,落在金有根眼里,愈发显得来之不易,也衬得旁人的处境愈发艰难。
他比谁都清楚,眼下全国户籍政策整体全面收紧,卡死了无数人的出路。
不管是上山下乡知青返程落户、夫妻异地分居团聚,还是子女投靠亲人落户,但凡牵扯户口变动,全是层层关卡、步步为难。
普通人办一次户口,繁琐的流程能磨掉所有人的耐心。
从递交手写申请书、上交各类证明材料开始,就要依次经过辖区派出所、城区分局、市局三层逐级审批。
每一层工作人员都会逐字对照政策条文,反复核对信息,哪怕一个字有误、一张证明缺失,都要打回重补。
所有流程核验无误后,还要等候市局分管领导签字终审,整套程序走完,最少也要三个月。
但凡材料有半点需要核查的疑点,拖上半年、大半年都是常态,根本无处申诉。
派出所门口常年挤满办户籍的人,有人搬着小马凳连夜蹲守,有人日复一日往返奔波,熬得面色蜡黄、鬓角发白,最后等来的依旧是一句回去等通知。
因为办事人员有限、待办积压太多,公安部门不得已定下规矩,每周一、三、五才开设专门的户政接待窗口。
专门处理不符合常规政策、有特殊困难的户籍求助,解答众人的疑问。
可即便窗口限时开放,每次开门前,门口早已排起蜿蜒长龙,队伍能从派出所大门拐到街角巷尾。
人人眼底都藏着焦灼与期盼,只为多问一句进度,多一丝落户的希望。
金有根也隐约知晓,户籍制度正在悄悄酝酿改革,朝着便民的方向缓慢推进。
但眼下仍是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时代,粮票、布票、油票牢牢捆绑着户籍身份。
城乡二元壁垒像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硬生生割裂了城市与农村,农村户口想落地城市,几乎是逆天改命。
他曾听老一辈和体制内的熟人闲聊,说未来计划经济会彻底转型市场经济,各类票据会彻底退出大众生活。
城乡差距会逐步缩小,八七年还会推出居民身份证,让静态的户籍管理变成动态管理,普通人再也不会被户口死死困住,可以自由流动、择业谋生。
可这些遥远的变革,对此刻的他而言,终究只是触不可及的期盼,眼下的困境,依旧牢牢困住无数普通人。
金有根的户口迁移一帆风顺、毫无波折,可和他同为下乡知青的邓元元,却被一纸户口死死困住,差点彻底葬送来之不易的高考机会。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是太相信人性了——我不想靠花钱、托关系,活成自己最不齿的样子!”
这是几年前,邓元元拒绝熟人有偿帮忙时,咬着牙、红着眼眶,一字一句憋出来的狠话。
时间回溯到1975年初,邓元元已经在海南岛偏远农场,扎根当了整整六年知青。
常年顶烈日、踩泥水的田间重活,海风潮气常年侵蚀身体,让他落下了根治不了的风湿顽疾。
每到阴雨天、回南天,他的双腿就酸胀刺痛,骨头缝里像是被针扎、被虫啃,疼得直不起腰、迈不开步。
实在扛不住繁重农活的他,只能申请病退,拖着一身伤病,千里迢迢从海南岛辗转回到老家长沙。
人回来了,可他的户口,却成了断线的风筝,悬空飘荡,始终无法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