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319章 南北榜暂无大案（第3页）

落榜者自有落榜的原因，若让他看其他人的答卷，肯定能挑出一堆的问题，可把自己的答卷公之於眾，同样没有勇气。

小吏嘴上不停，继续道：“其二，榜上江北籍贯者，除已纳入我大汉治下的庐州、扬州等路府士子外，尚有部分老爷，乃是近年为避中原战乱，寓居江南的河南、山西、山东等地俊才！

彼等文章经济，有目共睹，岂能因其籍贯江北，便质疑其才学，擅起地域之衅？”

“其三————”

那小吏的话尚未说完，先前发声质疑的那名士子，已是面红耳赤，汗如雨下。在无数道或鄙夷或审视的目光下，他再也扛不住压力，慌忙挤出人群，连连作揖告罪：“学生————学生一时情急，口不择言，糊涂！糊涂了！未能细想其中关窍，绝非有意质疑朝廷，更不敢擅起地域之衅！还望官差海涵！海涵！”

说罢，其人如同丧家之犬，以袖掩面，在身后一片毫不留情的鬨笑声中，狼狈不堪地挤开人群，仓皇遁走。

目睹了这场闹剧，高启摇了摇头，心中那点因落榜而生的鬱结之气，反倒消散了不少。

与这等只会怨天尤人，譁眾取宠之辈相比，自己至少还保有清醒的头脑与基本的体面。念及此处，他的脚步也轻快了几分，匯入散去的人流，將身后的荣辱喧囂，暂且拋下。

无论是高启，还是那狼狈而逃的质疑者，抑或是那些欢天喜地的上榜士子，都未必知晓今日这张黄榜背后的波澜与考量，远非表面看来那般简单。

今日放榜，自然不可能今日才完成阅卷。

实际上，早在三日前，所有考卷便已走完评阅、覆核的流程。而为了最终这份榜单，两位知贡举大臣—一礼部尚书夏煜和宣部尚书施耐庵，没少闹不痛快。

夏煜倾向保守，更重经义文章的传统，认为取士当以学问根底为先，实际还是想多录江南士子；

而施耐庵深受石山影响，更务实，主张选拔通晓实务、能任事之人。两人在诸多卷子的取捨高低上爭执不下，最后只得將爭议卷宗与录取名单，一併呈送汉王裁决。

连两名主考都能有分歧，自然不可能让士子全无意见，石山对放榜后可能出现的“南北之爭”早有预料，拍板后，特意命礼部制定详细的应对预案。

而最终北方士子录取比例高於预期，也確实有石山“人为操纵”的因素在內。

—一大幅削减经义题权重，增加常识题，这本就是他有意引导，意在打破南方士子在传统经学上的垄断，选拔更多能適应新时代治理需求的实干型人才。

汉国志在推翻暴元，本就应该革故鼎新。而在不直接挑战圣人经典和传统注释权的前提下，稍稍改变出题规则和选拔標准，也是新政权该有的权力，任谁也挑不出大的毛病。

此外，上榜士子出现“南北失恆”的局面，宣部亦是功不可没。

这几年，宣部通过各种新话本、新曲目等载体，不遗余力地宣传汉国的强盛与新气象，吸引了大量避居江南或有意投效新朝的北方士子前来应试。

反观江南，不少士子家大业大，顾虑重重，或因汉国推行的一些新政触及其根本利益，仍在观望甚至暗中抵制，未能充分参与此次科举。

再者，石山此前在扩张过程中，大举徵辟了浙北一带的不少精英直接入仕，这也使得部分原本有望在科举中脱颖而出的江南才子，提前进入了汉国官僚体系，未能参与此次竞爭。

儘管如此，石山也没有掉以轻心。

他深知士林舆论的力量，早已密令锦衣营加强对参考士子，尤其是落榜者的监控。

——这些文人，合力做成一件事或许很难，但若想办砸或搞臭一件事，能量却不小。任何时候，都不能对潜在的反对声音放鬆警惕。

事实证明，只要统治者一手紧握“刀枪”（武力与监察），一手执掌“舆论”（宣传与引导），即便是被元廷宽鬆环境养得有些骄纵的士子，也会变得“识时务”，不敢轻易造次。

或者说，这些人暂时还没能积攒足够的力量，挑战石山的权威。

一直到殿试结束，虽有少许关於“是否应明確各行省科举录取指標”的私下议论，但再无一人敢如礼部放榜时那般，公然跳出来指责科举不公。

殿试仅考一道策论，题目紧扣“格物致知，因事而制”，再次强调了汉国重视实务、反对空谈的学术导向。这场由石山亲自主持、决定最终排名的考试，无人敢质疑。

但就在这批新科进士们沉浸在“天子门生”的荣耀中，期待著吏部的正式授官时，汉国朝廷又拋出了一项新花样：

所有进士，需前往吏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任职前培训！

吏部言明此举旨在“提高士子庶务能力，確保到任即能履职”，士子最终授官，將综合殿试名次与培训考核结果而定。

唐朝殿试后要经歷关试、銓选等才能授官，宋、元废除了这一制度，汉国如此创新自然会有异议，只是已经进入体系內，却由不得进士们再有想法了。

但对於像高启这样的落榜者，以及天下所有关注汉国科举的士人而言，汉国选官用人的独特思路与务实风格，已透过首次科举，清晰地展现出来。

时代的浪潮，正以一种不同於过往任何朝代的方式，冲刷、塑造著未来的官僚群体。有人被推上浪尖，有人暂时沉潜，但洪流滚滚向前，无人能够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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