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2对童心论的批判（第1页）

§2．对“童心论”的批判

1959年4月，陈伯吹将《儿童文学简论》再度增订为21篇，仍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报告文学《虎满堂怒打金钱豹》。8月，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11月，小说《中国铁木儿》由作家出版社出版。12月，散文集《三门峡工地上两少年》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此时已55岁的陈伯吹，感到心情无比舒畅，为着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1960年春天，陈伯吹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漕河泾深入生活。没想到，6月份，陈伯吹的儿童文学观点突然受到批评，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并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原来，1960年春天，上海正大规模地开展对资产阶级文学的批判。4月批判了18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判了蒋孔阳、钱谷融和任钧等人，6月便在儿童文学界批判“童心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作家协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面，一连开了几次会，还编印了批判材料。批判很快波及全国，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的重要文艺报刊，都发表了批判文章，其中专论性的批判文章有：

宋爽：《“儿童本位论”的实质》，载《文艺报》1960年第10期。

左林：《坚持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载《人民文学》，　1960年第5期。

杨如能：《驳陈伯吹的“童心论”》，载《上海文学》1960年第7期。

徐景贤：《儿童文学同样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批判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特殊论》，载《文汇报》1960年7月7日。

何思：《什么样的翅膀，往哪儿飞？——破陈伯吹童话之“谜”》，载《人民文学》1960年第6期。

贺宜：《坚持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兼驳陈伯吹“童心论”、“主要写儿童论”》，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辑。

蒋风：《资产阶级“儿童本位论”在解放前我国儿童文学理论中的传播及其流毒》，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辑。

里方：《不能对孩子们灌输宿命论思想——评〈一只想飞的猫〉》，载《儿童文学研究》1960年第2期。

此外，同年发表的还有郭钧的《要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河北日报》6月5日）、邹尚禄、任德耀等的《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代》（《上海戏剧》第6期）、胡一元的《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少年儿童》（《东海》第11期）、袁静的《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文艺哨兵》第3期），严恭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接班人》（《电影文学》6月号）等许多署名文章，也都涉及到对所谓“童心论”的批判。陈伯吹在上海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批判”，一点也没有心理准备，“不过北京负责方面明确地告诉我（即陈伯吹）这是一般的‘批评’”，但从上海方面的情形看，“显然是有领导有组织的，读者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就其批判的内容，“归纳起来说：在创作方面运用‘以小见大’的方式方法，写儿童生活的身边琐事，不重视大题材，是为艺术而艺术。在理论方面主张估量儿童的理解力、接受能力，以及他们的阅读兴趣，借以起更大的教育作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所以是童心论者，又是本位论者，艺术至上论者，外国儿童文学移植论者，名目繁多”。正如陈伯吹后来回忆的，“把我有关儿童文学特点的言论，被指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把有关儿童文学的特点，与资产阶级的‘童心论’画上等号，是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表现，并指责我的文艺思想是与美国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存在着血肉联系，也与胡适和周作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对陈伯吹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集《儿童文学简论》和童话作品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上，从理论到创作对陈伯吹的儿童文学活动进行了全面否定。批判者一致认为：“陈伯吹先生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资产阶级观点，不是在个别问题上的、局部性质的错误，而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体系；他还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整套理论”。“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是一本系统地宣传资产阶级观点的儿童文学‘理论’，而他的创作就是他的理论的实践。他除了在‘童心论’问题上和我们有着根本分歧外，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儿童文学的教育目的和作用、如何对待儿童文学遗产、如何对待外国文学等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都和我们有着原则性的分歧”。所以，“它们宣传的理论是有害的。如果以陈伯吹同志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就会把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如果以他的童话集《幻想张着彩色的翅膀》为例，“通过陈伯吹的童话创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的‘理论’实质”。“这种论调的实质在于：企图在儿童文学领域内，以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以资产阶级庸俗的、低级的儿童趣味，来代替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这种论调，目的在于使儿童文学事业从党的文学事业中游离出去，从而取消儿童文学的共产主义方向，服务于资产阶级教育儿童的目的。这种论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后代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如果真的按照这种‘理论’去做……势必要使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儿童文学领域甚至有变成‘独立王国’的危险”。

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为什么一夜间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东西了呢？陈伯吹提倡在创作与审稿过程需要“童心”的意见又如何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童心论”或“儿童本位论”了呢？这里以一篇批评文章——宋爽的《“儿童本位论”的实质》为例，来看看批判者是如何“层层深入”揭批出来的。

《“儿童本位论”的实质》写于1960年5月3日，发表于1960年第10期的《文艺报》，可以说是第一篇批判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并为这一批判定调定性的重要文章。文章开篇指出：“近几年来，陈伯吹同志写下了不少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收入《儿童文学简论》（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出版），这本书包括前言后记共有23篇文章，它涉及到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的各个方面，是一本比较自成系统的儿童文学理论书籍。关心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的同志们不妨研究研究这本书，它宣传的理论是有害的。如果以陈伯吹同志的理论来指导创作，就会把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引导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我不想全面评论这本书，只就几个重要问题，谈一些意见。”这几个重要问题是：

一、关于培养新一代的问题；

二、关于题材问题；

三、关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问题。

在第一个问题上，批判者认为陈伯吹借鼓吹“儿童本位论”来“宣扬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资产阶级的下一代”：

在陈伯吹同志看来，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特殊性”。怎样“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呢？如果他指的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内容应该力求生动活泼，适合不同年龄儿童心理和要求，容易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话，这“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是存在的，这样讲也是对的。可是陈伯吹同志所指的是不是这一点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他一再强调儿童文学作家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说什么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还呼吁编辑在审读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应该有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说什么“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又提出不要“把儿童生活中的小故事提高到原则性的高度。而强调着‘社会意义’”。

很明显，这种理论，已经大大超越了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的范围，也就是说，他在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的幌子下，抹煞了儿童文学的阶级性，抹煞了儿童文学培养、教育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按照陈伯吹同志的这种“理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就可以不必进行思想改造，不必熟悉和掌握党的政策，在观察、认识和反映生活的时候，也不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准绳，而是只要“好好研究儿童的本质”，有了“儿童立场”、“儿童观点”、“儿童的耳朵、眼睛、心灵、情趣”等等，就“万事大吉”了。而在审读评论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也不必过问它是否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不要强调儿童文学作品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只要具备“儿童立场、观点、情趣”等等就行了。这套有系统的理论，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一种反映，企图以“人性论”代替阶级分析，企图抹煞儿童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一种超阶级的抽象的“儿童立场”；这从他的许多篇论文中闭口不谈阶级观点对作家创作思想的重要作用，也可以反证这套“理论”的实质。且莫说这是一套荒谬得不值一驳的“理论”，它潜在的危害性，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他这一套会符合某些人的口味，按照他这套“理论”去指导创作实践，即以“儿童立场、观点”去观察、理解和反映客观世界，儿童文学就可以逃避现实，作者就可以不必改造思想；这样，儿童文学就不可能成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有力工具，只能成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工具，只能使儿童文学事业从整个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分离出来，并拒绝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批判者在将陈伯吹有关“童心”的文字“转换”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后，又进一步批判了“儿童本位论”在题材方面的表现（即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并得出结论：“儿童本位论与儿童文学主要写儿童是一脉相通的，骨子里都是否定儿童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批判者又着重批判了陈伯吹在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上所散布的“错误谬论”，且性质十分严重。批判者这样写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评价文艺作品的时候，应该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同时，毛主席就两者的关系也做了极为精辟的解释：“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善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本来毛主席的这些著名的论点已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已成为指导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理。我想陈伯吹同志不会不知道这些论点。可是他却做了完全相反的解释，即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强调艺术为第一标准。比如他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被认为十分道地的艺术品。”又说：“从理论上来说，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比成人文学作品更加艺术。”陈伯吹同志对儿童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是怎样谈的呢？可怜得很，连从属的第二标准都被他否定掉了，而是干脆把它消融到艺术性里去，他居然说：“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儿童文学作家能使自己的作品有“高度的艺术性”，一切便都有了，甚么儿童文学作家要思想改造，甚么要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甚么要深入生活，甚么要政治标准第一，这些都是多余的，因为“高度的艺术性往往体现了高度的思想性”！试问，这和“艺术即政治”的论调有甚么不同？

批判者为着不给被批判者（陈伯吹）任何辩解的机会，接着写道：

如果陈伯吹同志说：这是你们从我的几句话里推论出来的，我本意并不是要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并不是要反对儿童文学作品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呀！那末，我们不妨把他谈到的有关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的地方摘几段吧。

批判者摘录了陈伯吹5段“有关儿童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的文字，并在被摘录的一段话中夹注了评语式的批评文字，最后得出结论：

我们说陈伯吹同志反对政治标准第一，反对儿童文学作品培养社会主义新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作用，就并非只从几句话，而是从许多无可辩驳的事实（具体论点）中得出来的了！陈伯吹同志虽然在某些论文中，也常引用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但这也只是为了装饰自己的“理论”而用的外衣，其内容实质，仍然是一套资产阶级的论调。

批判者将陈伯吹“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论述与毛主席关于评价文艺作品“两个标准”的指示对立起来，又说得那样“有理有据”，陈伯吹儿童文学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他是如何也抹不掉了。然而，批判者似乎感到批判还不彻底，又一定要“追根究底”，挖出陈伯吹儿童文学理论的“来源”：

追根究底，陈伯吹同志所宣扬的“儿童本位论”，实际上是美国反动教育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在杜威生存的美国，能够享受教育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儿童，按照杜威的教育观，自然也只是把资产阶级的儿童逐步培养成剥削无产阶级的“嗜血鬼”；即便是无产阶级儿童有幸能够进入资产阶级的学校，也将按照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奴才”而被培养，这难道还有什么需要辩论的吗？陈伯吹同志以“儿童本位论”等论点代替“儿童中心论”，提法不同，本质一样：反映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杜威的反动的教育思想，经过1955年在我国的批判，影响不大了，而陈伯吹同志在儿童文学领域中所翻版出来的这套“理论”，却不可轻视，它会像毒菌一样腐蚀儿童文学作家（特别是年轻的作家）和广大的儿童文学业余写作者，会引导他们拒绝思想改造和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拒绝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拒绝儿童文学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从而沿着“儿童本位论”的创作实践的道路，走进资产阶级的文学阵地——成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