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去上班,晚上我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意外地发现收件箱里有一封未读邮件。
我不敢打开,我想那肯定是广告,可恶的广告总是不请自来,但是我心里又想那肯定是你的信。怎么可能呢?你能写信了?你能上网了?你恢复得那么快?你不是在发烧吗?你不是四肢都扎上了吊针吗?
我久久地停留在信箱的首页里,不敢进去,直到思绪开始混乱时才打开,果然是从你的信箱发来的!我的心一阵狂跳,我小心翼翼地打开它,看到了你的字:
容,你的信我收到了,我一定能挺住的。其实没有什么,你要把心放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我不会丢下你和妈妈就独自走的。我答应你不会离你而去,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呆子,这算是你的第四个承诺吗?
你曾经答应不让我哭,让我胖起来,永远爱我,现在你又做了第四个承诺——不会离开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诺言的实现,这至少说明,我们是多么无能为力啊!我想发自肺腑的话自己却没有力量去实现它,不是缺少诚意,不是缺少信心,也不是缺少愿望,我们所缺少的却是时间!
十年过去了。亲爱的,一切已结束。我知道了承诺的虚弱。所有的承诺都不会被兑现,可是所有的承诺都是发自灵魂的咏叹,都是生命的愿望。
我从房间出来,扯着嗓子告诉所有的人:“呆子来信了!呆子来信了!”
他们奇怪地看着我,不就是男朋友的来信吗?可是倘若一个人不受着担忧亲人性命的不安,忍受着相思的折磨,又哪里能明白这信具有的意义呢?
从四月十二日到四月十七日,你一共发来了五封报平安的邮件和短信息,内容几乎都是一样,有时最多就是“我还好,不要牵挂”这几个字。可就是这几个普通的汉字,支撑着我度过了独自面对的白天与黑夜。
那至少说明你还活着,还在接受治疗,还在与疾病斗争。
我就是从这些信件中获得了一天又一天的安宁。我虽然脸色苍白,神情忧郁,可是我能够一天天支持着面对生活,去上班,去看望你的母亲。
现在早晚进入小区里,到处都是中药的苦味儿。这种苦味儿好像来自四面八方,你无从识别到底是从哪家的厨房飘出来的。嫂子也不落后,她从超市里搬回来整箱的酸醋,当然,真正能够消毒的白醋已经没有了。她吆喝着让方帅洗手,方帅因为不解而不肯洗,他说在幼儿园已经洗了三次了。
四月十五日,我所工作的信用社正式开了个会,会上决定把消毒环境和现金作为工作的一部分,随即是发放口罩和增加免疫力的药品。昔日欢声笑语的同事们开始变得忧郁,同事们都在流传着“非典”的消息。他们怀疑每个来存款的人都有可能是“非典”的接触者、传播者,每个路过信用社门口的人都有可能是处在潜伏期的“非典”患者,最后,他们被自己的话弄得非常恐惧,却又似乎根本没把“非典”当回事。
我因为心中巨大的秘密,没有参与他们的谈话,默默地坐在一边发呆,但是他们任何夸张的预测都会使我的心收紧。我觉得自己很痛苦,很想与人谈谈。但这种事可与谁谈呢?不能与同事谈,也不能与哥嫂谈,这巨大的压力使我心情沉重,一连数天,我食不知味,看见同事们那么津津有味地吃着盒饭,我觉得他们离我太遥远了。恍惚间听到主任在用平常难得听到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每天柜台上进行至少三次消毒,收进来的钱一定要紫外线消毒。另外,你们和客户打交道时,说话尽量离得远一点儿,‘非典’是可以通过对方说话时的飞沫传播的,大家要提高警惕。”
上班时,来存取款的客户有的站得离柜台远远的,还有细心的已经带了一只塑料袋让银行的工作人员直接把钱放到袋子里去。这种行为好像有一种相互影响的作用,工作人员接触现金时也比以往要小心了,他们时不时站起身来到后边的洗手间洗洗手。到了中午,大家不约而同地向主任提议,不要像以前那样到隔壁饭店去就餐。
四月十六日,我再度敲响你家的门。我发现几天不见,你倔强的母亲好像憔悴了不少。今天,她破天荒地没有给我恶劣的脸色,而是示意我坐到沙发上。
“伯母好。”我轻轻地说。
你母亲慢慢地走到沙发边上自顾坐下,问道:“他应该和你保持联系,是不是?”
“是的。”
“可是他为什么不打个电话给我?”
我突然觉得这话一点不像是在发问,而是在哀求,这使我微微一怔:“可能他太忙吧。”
“忙得有时间打给你,没有时间打给我?”
“他并没有打过电话给我,只是给我发了一两个短信息。”
“这不像是他的作风。”
“他们是封闭式训练,可能纪律比较严。”
“别再用这种话哄我。我打过电话到他单位了,他的培训是正常的业务培训,又不是什么特务活动,有这个必要吗?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这句话终于问了出来,我赶紧摇头:“不不不,他很好,他真的太忙了。”
“那么,是你的主意?”
我沉默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连这个也否定的话,那么她还会继续加以追究。
“你是不是自以为很聪明?”我的沉思被她的冷笑打断,“听说你在信用社还不是正式编制,一旦改制,你就会失业吧?”
“伯母,这些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
“你自己说呢?你小时候想过有一天会站在这样的房子里吗?”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客厅:“伯母,您难道不相信您儿子的魅力吗?还需要房子来增加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