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慌乱的女人
山睡得深沉,水睡得深沉。
没有星星,没有月亮。夜色很浓。
罗莹沿着龙溪河岸走来。她走得很慢,脚步很轻,好象怕伤着河岸上的草,怕踩死路面上爬动的小虫。河风徐来,拂在她的脸上,凉中有爽。已是阳春三月,风变暖和了。可是此刻,她却感到凉,感到全身都发冷,发寒。
她是矿山子弟学校一位出色的英语教师。今年三十五岁。她蓄着一头短发,身材适中,长相端庄,举止稳健,表情庄重,谈吐含蓄。在她的身上,处处生发出一种浓郁的知识妇女有教养、很内秀的气息。
人生,展现在每个人前面的路,是那样地不公平!有些人,从生的开始到生的尽头,都是坦途,都是春风,都是艳阳,都是鲜花,都是颂歌。而有些人,一踏上人生的路,就是坎坷,就是苦难。她呢?三十五年走过的,是一条什么的路?
她是一个教授的女儿。她的家,要跨过长江、黄河,穿过山海关,在东北松花江上。父母,都在那所称雄东北、闻名全国的高等学府任教。自然,她有幸福的孩提时代,有美好的童年。然而,再往后走下来,却……
十九岁那年,她刚刚高中毕业,动乱的年代来了。她和她的同龄人一样,显得无比的狂热。大串连,走遍了全国的山山水水。就在大串连的火车上,她认识了他,一个标致的小伙子,矿业学院的学生。
她爱上了他,决心跟着他,决心嫁给他。父母反对她这种浪漫色彩的婚姻。父女俩闹翻了,最后双方断然宣布:断绝父女关系。
就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她入关南下了。因为他毕业后分配到了这南方偏僻的煤矿。她到他的身边来了,到煤矿安家了。
她没了户口,成了“黑人”。开初,也不觉得,他的工资,能够供两人温饱。不久,他们有了孩子。吃“黑”粮,价钱昂贵。生活一天一天苦起来。这时,他沉不住气了,一次又一次向领导申请,要求解决妻子的户口,解决孩子的户口。这在当时,真象是在做梦。接着,第二个孩子又来到了人世,生活的重担更是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她除了奶孩子,操持家务外,到矸石山去推车,筛煤,到基建工地挑砖、做小工,每月挣得三、二十元钱,拿去买一点黑市粮。为此,丈夫一封又一封地给上面写信。由于心中有气,信中的语言,难免有一点不检点,有一点刻薄,有一点挖苦。他在信中说:“我是中国人,黄色人种。可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却成了非洲来的,成了黑人!”这还了得?“对现实不满”、“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一顶又一顶的帽子,扣到了这个为妻子、为孩子叫苦喊屈的心爱的丈夫、年轻的父亲头上。他一次又一次地被拉上台去,接受批斗。这个标致的小伙子,脸变黑了,身子变瘦了,没有当年那种英俊、潇洒的风度了。
总算熬过来了。三年前,她和孩子的户口解决了。由于家庭的影响,她的英语很好。矿上便将她招为集体工,安排到子弟学校当英语教师,每月三十六元工资。不久,丈夫又晋升了工程师。这时候,欢乐又回到了他们身边,她和丈夫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了。
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灾难,悄悄地来到她的身边。矿上为中年知识分子普查身体时,发现她的丈夫,已经染上了绝症。当他得知自己是癌病以后,这位刚刚四十岁的工程师,精神一下全垮了。送到医院,短短四十八天,他就丢下她,丢下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带着几多遗憾,带着对妻子和孩子的准以言尽的歉意,匆匆地走了。
追悼会上,多少人看着她们母女仨流泪呵!也许是由于过份的悲痛吧,主持追悼会的黎焕之,竟忘了宣布一项,请死者的亲属讲话,就准备……
“矿长,我还要讲几句。”她带着一双红肿的泪眼,走到了台前。他们是恩爱夫妻。此时此刻,她有多少话要讲呵!然而,她讲得很短。末了,深情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
人生之路,在她面前出现了新的坎坷,新的暗礁。如果说,她过去的生活,只是物质上的贫困、清苦。那么现在,是艰苦的物质生活和痛苦的精神生活一齐向她压来了。三十六元钱的工资,除了自己,还要养活两个孩子!家里没了男人,一切都得自己动手……消了气的父母,多次向她来信,询问她的生活情况,她在信中,硬是不愿吐一个“苦”字,写一个“穷”字。她是一个弱者,同时又是一个强者,有一个钢一样坚强的性格。就象她过去当“黑人”时,人们从衣着上看不出她半点寒碜味来一样。如今,她的衣装,在学校里的女教师中,也不算太下。穿的不华,不丽,不刺目,但她庄重而整洁,角是角,棱是棱,线是线,折是折。
白天,她在学校里,认真向学生授课。放学后,回到家里,生活向她展开了另一面,不是鲜花,不是春风的那一面。丈夫去世两年了。矿上发的一次性抚恤金,已经悄然没声地用尽了。这时候,她更加体会到了,一分钱在生活中的份量!象不向父母吐一个“苦”字一样,她不向组织吐一个“苦”字。工会一年两次发给她一点救济款,她默默地收下。
为了省点钱,她一切都自己动手。屋后种了菜。煤,自己挑、自己做。柴,自己捡、自己劈。有一天,她挑来八百斤煤,又配上黄土,拌好。忙完这些以后,身子已经软软的了。然而,她看着天气,太阳很大,又决心把煤做出来,晒在太阳底下。随即她取来了藕煤模子,一个一个地压起来。额头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地掉在煤上。
“!!”
突然,她的对面,又一个煤模子在上下舞着。她举头一看,是一个标准的矿工,壮实、高个、大块头。年纪不过二十二、三岁。浑身是劲。钢铁的煤模,在他的手里一上一下,十分的轻巧,就象自己握一支笔一样。
她感激地朝他笑笑。不劳驾他了,她自己能做。
他也笑了笑,却没有停手,做得更快了,压得更起劲了。
说来也怪,那个高大身影的出现,使她的身上猛然平添了几分力气。她手里的藕煤模子,也变得轻巧、灵活起来。对面,那个藕煤模子在飞快地舞动着,“当、当、当”,顿得地面都震动起来。这象是一个高明的乐队指挥,在打着“节拍”。她跟着他的“节拍”,也将藕煤模子越舞越快了。
终于,一千斤煤,全部变成了一个个规整的藕煤,一行行整齐地排列在太阳底下了。一砣砣煤压得是那样标准,象一个个美丽的工艺品;排列得又是那样的规矩,象书本上的一行行铅字。由于用劲,也由于……她的脸,在太阳光下,红得象一朵石榴花。
她转过身去,端来一盆热水,取来一条毛巾,想让他洗洗脸,洗洗手。他却不见了。只见那百步开外的水龙头下,他正在刷洗两个藕煤模子……
诚然,他对她的帮助,在她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然而,真正使她丢不开他,使她……还是那一次,他的发怒,他对她的“痛骂”……
爸爸去世以后,七岁的男孩,似乎懂得了一点妈妈的难处,懂得了一点家里生活的艰难。放学以后,常常上山去拾一点引火柴。有一天黄昏,她把饭菜端上了桌,还不见孩子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