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回头望路（第2页）

那天早上，我和朋友去送淀粉，我往车间里扛淀粉袋时脸都白了，只有眼睛和嘴是三个黑洞，挺吓人的。那位经理想结交我这个“作家”，满车间嚷嚷，哪位是关作家？我的朋友见我与工人一样满脸白粉，认了半天没认出来。我又不好意思张嘴，车间里工人都瞅着。后来退到楼道里洗了脸，我才敢见那位经理。经理是个老头儿，从谈话中知道他比我读书多。他说：“作家写书不易呀，你这淀粉质量差点儿，我还是按市场价并给你现金。我喜欢交你这位青年作家！往后好好写！”我又惭愧又感激，又不敢说是写通俗小说的。但我看出，老人喜欢的是那种有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我的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这两件事，促使我反思自己的创作，不能这么写下去了。可是纯文学那么好搞吗？面对新的生活和严肃的文学，我表现出极大的陌生和惊异，甚至失去了与之对话的勇气和信心。我困惑，我“乡间的月亮”在头顶消失了。

后来我认识了北京老作家管桦，还有他的儿子鲍柯杨。管老让我读些名著，让我真正深入生活，写有艺术品位的作品。他儿子鲍柯杨很有思想，给我讲了好多尼采等国外思想家的理论，还给我推荐了十二本好书。我记得自己将老作家冯至的一段话抄写在笔记本的第一页：“真实的造化之工都在平凡的原野上，一棵树的姿态，一株草的生长，一只鸟的飞翔，这里包含无限永恒的美。所谓探奇访胜，不过是人的一种好奇心……我爱树下水滨明心见性的思想者，却不爱访奇探胜的奇士。”这句话我反复琢磨，成为我由通俗文学转向纯文学的朴素而深刻的理论支柱。我深深感激我文学创作的引路人。

1987年的秋天，我主动要求从县政府办公室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一切重新开始。1989年，对于我是一个不寻常的年头儿。我在痛苦困惑中选择。故乡的一片海湾，叫黑沿子。我主动要求到那里的小渔村涧河挂职副村长深入生活。有人风趣地称我是“下海”了。在村里，我跟渔民出海打鱼、植树，还管了一阵子计划生育。能参与这些活动，应该感激河北文学院。我于1992年加入文学院。没有进文学院就没有这样自由和充足的时间。省文联主抓文学院的领导铁凝、文学院负责人陈映实老师和老城兄对我深入生活和文学创作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令人难忘。如果说社会生活是我创作的大课堂，河北文学院则是一个小课堂，我是受益者。

大海帮助我理解人生。海能养育生命，海同样能养育文学。渤海湾的一隅，我起名为“雪莲湾”，我在这块黑坦坦、雾蒙蒙的地方留下了一串足迹。海里啥都有，有鱼、有虾、有蟹，海里也有“落魂天”“红旱船”“蓝脉”“太极地”“闰年灯”和“醉鼓”。这是一个有特殊历史、民俗风情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成为我写作的载体，载动我的小小思索，走着这样寂寞的路程。我发现，海浪就是一条纤细而又刚强的白线，雪一样的白，穿过无限的时空，比生命长久，越过历史和传统把我的欲望与**、希望与梦想以及忧患和悲伤结合在一起了。自由的大海使人的精神自由。

我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甚至看不清、弄不明了。不是海边雾气太重，而是我自身的弱点。看见海，我感到自己渺小，特别是出海打鱼的时候。我出过几次海。在北京开会，我见到天津写海的作家王家斌先生，他在海上摔打多年，他写了我喜欢的小说——《百年海狼》，他见到我很亲切，他说：“咱们海的情结，是‘旱鸭子’体味不到的。”他对肖克凡说：“我瞅小关的走路姿势，就是海边人的步子。”我很惭愧地说：“我不是真正的渔民，我也是‘旱鸭子’。对于海，我看不透，是个旁观者。”

但是，是海给了我根，给了我力量。在商潮汹涌的社会里，我时常感到一种隐形的海在涌动。我感到孤独，我敬佩大海的品格。没见到真正的海之前，我曾浮泛地、迷惑地以为自己博大。可见到海，就会看到大自然的品格。人只有在内心的风暴潮过后，才感到自我生存的宁静。在浮躁的世界，在金钱包裹的世界，宁静地生存是幸福的。

我在渔村深入生活的时候，有位算命先生曾给我看相，说我命里喜水，利于见水。那么，我的小说创作，就从水上开始吧。像我这样，父母没文化，自己又笨的人，纯属在基层文联苦苦奋斗的文学青年，借大海点仙气吧，兴许就能从古老的黑泥滩上跋涉出去呢。我告诫自己把握机会。

后来的日子证明，我是幸运的。《人民文学》副主编崔道怡老师热情地称我为“又一个海的歌者”。我很高兴，一静心又不敢接受。我哪里是海的歌者，是大海成全了我，是海潮推涌着我在文学道路上走了一程。尽管这一程路，我走得不完美，毕竟还是起步了。我在海上的路，永远是拖在船尾的一条缆绳。

珍惜过程，不问结局，还是感激大海吧！

我觉得，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大海这样丰富。海是一个格外热情的老人，交往久了，他会用另一种原色还原你。于是，我们便有了穿透海水的“海眼”，看啥都是蓝色的，一个辽阔而奇妙的蓝色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血管里殷红的血液也变成了蓝色。蓝色世界给了我多种多样的文学启示。下海，即使是苦难，对我也有着妙不可言的**。海即人，人即海。每当我提起笔时，总是有一种错觉，海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那蹲在海滩上吸烟的渔佬儿却是一个写不尽猜不透的海。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就是一张揉皱的海图。我想，人与海的沟通，最终将发展为人类自身对生命意义及生存方式的诘问和探寻……

大海里啥都有，又啥都没有。

大海能成全我，又能阻碍我。

海里有珍珠，岸上有黄金。我时常想，心中的海推到极致，就该从它的负面思考了。一个好的作家，不仅仅是固守，主要是开拓。1993年，我的小说在香港《亚洲周刊》获冠军奖时，香港评论家也斯先生撰文评介我的小说《船祭》说：“关仁山小说里的大海意象浓艳，吸收了魔幻与写实手法，在虚实之间写传统和现代。但这种写法容易形成模式，不易拓展。”这又使我想起我的创作急需开拓新的艺术层面。在全国青创会上，外省作家说我们河北作家太老实，我感触很深。做人老实，作文万万不能老实啊！下一步，我该借助什么才能使“文体”飞翔起来？仅仅依靠大海，看来是远远不够了。无论如何，这一步是要跨越的。探索，哪怕失败也好。只担心一点儿，大海在咆哮，我能静心看世界吗？又能静心写人生吗？我得强迫自己静下来，静下来。我将以怎样的苦难，来修炼自己的人品、艺品？时下，创作越来越艰难了。我们千万别指望什么机构来救作家，不要求别人施舍来确立作家的价值。商品社会向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家要独自求生存，然后才能凭着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去创作，去追寻美好的理想。不管生活怎样艰辛，不管日子怎样无奈，都不能丢掉追求！

为文学遭受苦难，不悔！

闯海人最眷恋家园，我在寻觅家园，寻找灵魂栖息的家园。雪莲湾有句古谣：船头无浪秋帆远，船后泪眼望家园。

1993年5月，河北文学院、《小说月报》编辑部和《人民文学》杂志社在石家庄联合召开了我的作品讨论会，使我深深受益。

在1995年的秋天，我们河北文学院学员在石家庄聚会。谈歌兄单独找我谈，他说：“《太极地》有些变化了，还应加大关注现实的力度。不能再写海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记住！”我记住了谈歌兄的话。回到县里往基层跑了跑，一口气写下了《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等贴近现实的小说，是生活本身唤起了我的责任和良知来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1996年元月，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根据我的小说《醉鼓》改编的四场话剧《鼓王》。这部改编剧获文化部“文华奖”后，有位编辑朋友对我说：“近来你的小说离开雪莲湾了，像‘醉鼓’这样的民俗小说还要多写啊！”我说：“过两年再杀回马枪，眼下是想变变路子。”我将笔伸向平原、城镇和山梁，想淡化民俗风情的东西，更有力、更直接地贴近现实生活。没想到一上岸就被套上了“马车”。我与何申、谈歌兄有幸被称作河北的“三驾马车”，竟然这么叫开了。何申的幽默和谈歌的激烈，还有他们深厚的生活功底，一直是我应该学习的。在丰收的大平原上，用马车收秋的不多了，乡路上奔跑的多是汽车和拖拉机，所以我更加想念故乡运粮食的马车。马车是最具平民化的交通工具。我喜欢平民生活和平民生活的空间。

关注现实的文学，眼下有多种说法，我们对“现实精神”的理解也是多种多样的。我觉得现实生活本身就鲜活、复杂、立体、深刻。文学不应该是一曲颂歌，文学的内涵应是广博的。小说应背负着沉重，表达善意的人间情怀和人情、人道主义内容，对社群祈愿、期待与预言。

眺望乡村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家园向何处去？我感受到了一种**。诗人需要**，作家同样需要。

我曾在《青年文学》封面宣传语里写下一句话：信念将使一切苦难埋葬于夜晚的涛声中。我行走在乡村的海滩上、平原上、山道上，明天，不再为故事匮乏烦恼时，我该怎样讲好我的故事呢？如何将公共话语转化成个性化声音，深感自己创作的不足，还要努力啊！我喜欢这样一句话：

在天为翔，在地为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