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18章（第2页）

张居正用人重贤不重亲。有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的同科进士汪伯昆跟他的私人关系很好，时任湖北巡抚。汪伯昆听说老同学现在当了首辅，欣喜若狂，认为好日子来了，他就写信，想到北京来。张居正还真给了他个面子，把他调任兵部左侍郎，相当于兵部常务副部长。汪伯昆上任后接到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视察北方九处边防要塞的设施。汪伯昆是个文人，特别喜欢写诗，他出行视察，到哪儿就要把当地的诗人找到一起开诗会，这一路走到辽宁，走到山西，走到陕西榆林，走了一圈回来，比原定计划晚了一个多月。张居正看到他的视察报告，认为他没有做深入的调查，与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相去甚远，在上面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不得不除，意思是说即使是最好的灵芝、最好的兰花，可是长在高速公路上，也一定要铲掉，因为长得不是地方。就这样把老同学、好朋友免职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过去受过处分的优秀军事将领在他的手上重新获得重用。

他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升其职，不挪窝。比如说某个县委书记干得很好，政绩有了，给他升个副市长，管一个不重要的事情，远远没有当县委书记有用。张居正认为如此不行，不利于发挥官员的特长。戚继光的使用就这样，最终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挂的是兵部尚书衔，就是给他升到这个级别，但是不能挪窝，还得当这个官。这一点他用得很活，在他手上有处级的县长，也有正厅级的县长。

第五步，禁绝清流。清流是一天到晚议论朝廷哪件事做得不对，但是要真交给他们去做，可能一件事也做不成，所以张居正说官场禁绝清流作风，少议论，多实干。这也是张居正死后墙倒众人推，士族大户的利益集团和清流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攻倒算的原因之一。

关于禁绝清流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民间的意见领袖叫何心隐，江西吉安人。何心隐一天到晚慷慨陈词，批评朝政是头头是道。张居正在翰林院工作的时候，在一次聚会上，听他夸夸其谈。会毕，张居正一言不发，走的时候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话：“我看你像一只很想展翅腾飞的大鹏鸟，可是你这一辈子就是飞不起来。”说完就走了。何心隐说：“这个人是谁？”“这是我们翰林院的张居正。”何心隐黯然：“他年杀我者，必此人也。”那时张居正才二十九岁。结果张居正当了首辅，何心隐就在湖北被处死。其后，张居正用皇帝的诏旨命令禁闭全国的私学，钳制了言论。从今天的社会环境来看，这一点肯定不妥，但是当时换回了改革的平稳环境。

第六步，也是最艰难的一步——抑制豪强。豪强就是各大利益集团。孟子说过一句话，“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就是说要当好国家领导人不困难，只要把各个豪门大户全部笼络好、照顾好，江山就稳固。但是凡改革就是要把这些巨室的利益削弱，把他们的势力减弱。

张居正深知最大的利益集团是皇室，就首先拿皇室开刀，征收子粒田税。过去皇室的成员都有免税的田，就是国家送的，这田叫“子粒田”，一年子粒田免去的总税额相当于国防的总开支。他找到李太后，说服她，让乾清宫的子粒田首先交税。李太后为了儿子的政权同意交税。

宦官集团是第二大利益集团。当时有内相、外相之说，外相就是宰相、首辅，内相就是大太监。太监机构分为二十四局，机构庞大，一年消耗的经费很多。张居正跟大太监冯保约谈，要节约经费，冯保以提拔一个亲信当巡盐御史——当时最肥的一个官作为交换。张居正改革团队核心层的同僚都很生气，说：“你老讲改革，老讲要反腐败，这不就是最大的腐败吗？你怎么还答应了呢？”他解释道：“为了长治久安，宫府之间不得不做交易。”言外之意，我重用一个贪官，换来杀一千个贪官。我用他也不是说对他放心，而是最终找到更好的证据把他干掉。政治是要讲交易的，是要讲节奏的，否则改革将一事无成。

第三个是清流集团。山东的衍圣公，是孔圣人的后裔，良田很多，每年到北京来朝拜皇帝一次，这是制度。每次朝拜，他都会带很多随从，在孔府里面带很多土特产品，一路叫卖到北京，在北京住几个月，车队再浩浩****地回去。张居正认为，圣人归圣人，规矩归规矩。针对衍圣公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每次来京几辆车、几个人、行程是多远、沿途接待的规格是什么。如此一来，很多人就知道了，张居正这个人惹不起。然后是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过去是一品官位现降为六品。之前乱赏的官，张居正一个个予以收回。

改革的历程大约持续了六年。张居正一面拨乱反正，一面推行改革，两手都在抓，不是单兵突击，而是协调发展。六年之后，全国的官场风气有了根本的好转，国家的财政状况也有了根本的好转。

有此基础之后，他才推行了改革最重要的一项——一条鞭法。

因为古代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而天下土地的百分之八十掌握在豪强大户的手上，而且其中很多田地免税。这样一来，国家的财税大量流失。新制度的推行非常艰难，张居正和户部一起制定丈量土地的弓，这张弓白天量，晚上收回。层层监控，防止有人从中搞鬼，一定要把真实的数据量出来。花了整整三年时间，多清点出了二千多万公顷土地。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土地面积来交税，这样一来，土地归属明晰化，重新编制天下黄册。黄册由户部右侍郎掌管，在北京存一份、南京存一份，涉及每一亩土地的使用情况。

土地清点工作完成之后开始正式推行一条鞭制度。这个一条鞭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一个农户交税，分税、赋、徭、役。“役”就是出劳力，比如要河道治理，每家一亩地出十个工，不管家庭情况怎么样，都得出这十个工。然后就是粮，一千公斤粮食分若干个地方交，有远有近，最远的地方有上千里，还得挑着二百斤稻谷到那儿去交，农民苦不堪言，税收管理也非常艰难。后来张居正规定，根据新的土地定额，农民可以不出工，按照当时的物价，一个工是十个铜板，十个工可以出一百个铜板代替。也不用去异地交粮了，就在家门**钱，有专人来收粮食。这样一来，就把国家管理从以物易物的方式变成货币化管理，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育。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十年。其实他还有更大的计划，但是因罹患直肠癌，半年以后死在了任上，享年五十八岁。假设历史再给他十年，中国的资本主义说不定就会提前到来。我们现在学的历史课本中提到的明代中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实际就是张居正的改革促成的，萌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张居正的改革还限制了皇室的权力。皇室不能随便动用国库的钱，历史上也是从他这儿开始的。他为了限制皇室消费，搞了两家“银行”，一家叫皇家供用库，皇室用的钱在自己皇家供用库里开支：一家是太仓，归户部，负责老百姓和朝廷官员的费用支出，分灶吃饭。每年年底核定第二年的费用，由皇家的内相和外相联合核定皇家今年有哪些开支，要用多少钱。同时明确了皇家供用库的资产来源——天下的矿山给皇室，流通领域里的专卖权给皇室。天下的赋税归太仓。这种改革是旷古未有的。

四、张居正改革的成果。

第一个成果，重新树立了中央的权威。张居正改革从客观意义上来说延缓了明王朝衰落的进程，没有他，也许明朝在万历时期就完结了。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国家机器还能够照常运转，凭的就是改革的财富和积累。

第二个成果，促使国家建立了货币化管理的现代制度。大量的社会专业化组织开始发育，商会、工会应运而生。

第三个成果，文官体制得以加强。明代最后完善了文官体制。现在我们说英美的文官体制借鉴了中国，就是总统可以换，内阁可以换，整个文官体制是不动的。在张居正改革期间，出现了终身公务员的文官体制。在此之前，内阁是个办事机构，在此之后它成了中央的决策机构，皇权受到了极大的制约。这是张居正改革最重要的几个贡献。

五、万历新政的启示。

通过研究张居正这么多年，我认为所谓改革就是理顺治理结构，解决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合理性，以及财富分配的合理性问题。明代从朱元璋开始到崇祯结束，十六位皇帝，没有明君，但是有明臣，张居正就是明臣，也只有张居正这个明臣。所以有历史学家评价，“明只一帝，朱洪武是也”，意思说明代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朱元璋，其他的都不作数。“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如果要选两个人来代表明朝，那就是朱元璋和张居正。

明代的清流是很厉害的，不管面对多么强大的权力，明代道统的人物也是不屈服的。在张居正改革期间，明代的清流领袖邹元标——二十六岁的新科进士，在已经有一百多个人被廷杖、被打得鲜血淋漓的时候，敢于递上自己的状子，痛斥张居正是衣冠禽兽，最后被打断腿，发配到贵州。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把邹元标当作宝贝，调回京几年之内就官拜都御史，按照今天来说就是中纪委书记。邹元标就任后对皇帝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写出言辞激烈的意见书呈给万历皇帝，结果又被贬职回去。后来到了崇祯一朝，邹元标又回到朝廷，他晚年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锲而不舍地为张居正平反。他是唯一一个被张居正打成残废，最后又当了高官的。明朝还未灭亡之时，他就看到整个明王朝大厦将倾，他拄着拐杖立在崇祯的大殿里长叹：世上已无张居正。我年轻的时候是多么荒唐啊，我去反对他，他才是国家之栋梁。张居正感动了邹元标这样的政见领袖。

张居正任宰相的第二天，给他的同学、当时大同指挥使吴兑将军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皇帝错爱让我出任首辅之职。我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梦想，富国强兵。今天我能够在这个位子上实现我的梦想了。这就是他的“中国梦”——富国强兵。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中，“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他是这样说的，也真是这样做的。所以改革第一个启示，就是需要有带头“强渡大渡河”的勇士。

第二个启示，张居正善用政治智慧。革命是暴风骤雨式的，所有的开国之君干的事都是革命，所有的明君干的事则是改革。革命就是要打破坛坛罐罐，从头再来，改革就是要理顺所有不顺的东西，让社会治理得到的一个完善。这一点上，张居正说：“毕其一生，我有两个字可以担当——耐烦。”改革要特别耐得下细烦，不要怕麻烦，改革就是把一件一件很麻烦的事理顺，这要有耐心，要有智慧。

张居正的老师徐阶在出任首辅之后写了一个座右铭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还威福于皇上，还利益于万民”。他觉得严嵩玩弄了世宗，老百姓已民不聊生，他要把这个事情理顺，但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要做到这个事情首先要做到两点：第一，要弄清楚什么是皇帝应该享有的威福，威福不是权力的滥用，而是尊严；第二，什么是老百姓应该得到的利益。徐阶提出来一个很好的命题，张居正的改革就一直在做这道命题。

张居正死后遭到了清算，原因只有一个——他得罪了皇室这个最大的利益集团。他虽然保全了皇帝的威福，但是皇帝认为自己的威福应该是无边无际的，而张居正认为这个威福应该是有限度的。张居正的改革得罪了巨室，所以在专制时代他的悲剧结局是难以避免的。

今天我们在推行改革，时代背景、政治环境等因素已经大相径庭，改革的难度比张居正时期要困难得多。首先，张居正改革不必看外国人的脸色，那个时候没有“地球村”这个概念，没有国际大家庭，只有中华大家庭。今天我们推出一个改革措施，美国在看着，欧盟在看着，日本在看着，印度在看着，中东也在看着，中国在国际环境之中既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也要照顾到全球的秩序。第二，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的是国家的税收体制，利益主体比较单一。我国现今所有制成分非常多元，针对每一个利益集团改革的方式也比张居正那时候要复杂、困难得多。但是对于改革的担当和忧患意识，应该是一致的。

我在动笔写《张居正》的时候是1998年，设想2002年我的书写完，一定是一个子夜，那个时候万籁俱寂，一定是一个秋天或者冬天。来到这一天的时候，果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果然也是半夜，我就写了玉娘殉情的这一段。写到张居正的改革最终点，不禁心生悲悯：苍天呐苍天，你们看看挽救了大明王朝的人，只有一个弱女子为他殉情。刹那间潸然泪下。后来想，为什么我对张居正寄予这么深的一份感情，是因为我自己涉世日深之后，知道耐烦的分量，知道政治智慧和勇气是多么难以兼于一身，有智慧的人不见得有勇气，有勇气的人往往智慧又没有那么高超。但是这些都赋予了张居正，却不给他寿命。这就证明我们民族的路还很长，民族的精英们一程一程地在为民族的前途、生死存亡而奋斗。今天也是一样。我们相信，改革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谢谢大家！

提问1：熊老师，您好！非常认真地听完您的讲座，感觉您风趣幽默、娓娓道来的风格非常引人入胜。我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每个朝代开始的时候似乎都非常励精图治，然后到中后期就开始腐败，包括明朝也是，张居正改革就是在明朝中后期。您刚刚在讲座中也提到，他的改革实际上只是为明朝延缓了衰落和最后走向灭亡的进程。您刚刚也讲到，他之所以死后被清算，其改革成果都消失殆尽，就是因为他得罪了皇室集团。那如果他前期做好哪些功课，改革的成果就可以延续呢？改革成果如何保持延续性、连贯性，不再反弹？

熊召政：张居正的改革，第一，如果他做好功课，就是把皇室的利益处理好，我相信他的智慧是足够的，但是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限制皇室的权力，如果他不去这样做，那就等于没有改革。

第二，王朝周期律好像是历史上一个宿命的问题。世上有民族永远存在，像中华民族、德意志民族，很多都存在，但是王朝不见得都存在。这同样有一个周期律的问题，改革就是延缓它，而不是最终让它永远存在，从历史的规律来看王朝永存这点是不可能的。

第三，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两个最短命的王朝对中国的制度创新贡献最大，一个是秦朝，一个是隋朝。秦的度量衡、书同文、郡县制，很多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的创新，今天还在用，但它最短命。还有一个隋朝，科举取士，一举推进了中国文官制度，解决了国家选拔人才的来源问题，它也很短命。这就是改革在一种什么样的力度下、什么样的节奏下才不会伤及自身，这是要技巧和智慧的。但是“改革”这个词又决定了必须要改变这些东西，才叫“改革”，才叫“创新”。改掉以后，新的游戏规则对存在于过去的游戏规则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问题只有留给大智大勇的政治家们去思考解决。谢谢！

提问2：谢谢熊老师。我想提一个问题，回顾中国历代王朝的改革家，其实是不少的，比如说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的改革。在这些代表人物当中，您为什么会选择明朝的张居正？您和他之间有什么渊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作为创作的题材？第二个问题，继《张居正》之后，您的下一部作品是什么，能不能透漏一下？

熊召政：谢谢你问了一个我非常愿意回答，也关系到我个人对历史的评价和看法的问题。我昨天说了一句话，在《张居正》著作里面我们看到，很奇怪，他对他前任的两位改革家都有一些瞧不起，他认为商鞅的性格过于严酷，王安石过于一厢情愿，认为他们在政治上缺乏成熟。

我之所以选张居正是因为明代的某一些社会形态跟今天极为相似。当下的中国跟商鞅时代的中国相去甚远，跟宋朝整个的运作模式也不完全一样，但是跟明代很像。我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很多社会制度的建立来自于两个体系的结合——苏联与明朝。历史上我们继承的是明朝，引进外来的文化，引进的是苏联，所以我觉得，如果写张居正，对当下的借鉴意义可能更丰富一点，更生动一点，引发思考的空间可能更大一点。这是我选择写张居正的原因。

提问3：熊主席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听到您讲，到了明朝后期，崇祯皇帝的身边有一位人士，他看到国家混乱的情况，感慨地说“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确实是一个古希腊悲剧式的英雄人物。但是在他死后，他的那些改革措施、改革成果逐渐又被侵蚀掉。您觉得咱们在改革过程当中，究竟是需要一个类似于他这样的英雄式人物好呢，还是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保证而根本不需要他这样的人更好呢？谢谢。

熊召政：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制度与精英这两者我们依靠谁？一个国家的治理，我们是依靠一个好的制度，还是依靠一个好的精英团队，包括一个单位、一个公司都是这样的。

一个好的制度是为了保证好的精英不被扼杀而出现的，一些好的精英也可以保证一个完美制度的诞生。美国的诞生就是几个优秀精英在一起做的事情。所以这两者是互补的，没有好的精英，谁来创造这个制度？没有好的制度，我们的精英怎么脱颖而出？精英和制度这两个东西，我们不要把它们对立起来看，要把它们放在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待，实际上是一个问题。

辛弃疾当年写过一首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精英看到好制度，会心旷神怡；好的制度碰到了精英，会锦上添花。谢谢！

2014年8月23日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青年文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