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4章（第2页）

第一条，不准身边人与官府打交道。

张居正，是在公元1572年阴历五月二十五日当首辅的，任命是在早晨宣布的，他在文渊阁的执房里面忙了一天，晚上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全家人找来。当时他最小的儿子才十岁，最大的儿子二十岁，他自己四十八岁，他有六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女婿，还有秘书、管家、警卫，百把号人。当天晚上就开会，他说，我现在向你们宣布，我今天升为宰辅，你们要支持我的工作。他接着说，儿孙不准和任何官府的人打交道，不准进任何官员的家，不准接受任何官员的馈赠，凡是有官员来家里找我谈事，一律不准带礼品。如果你们违背，家法从事。

这种人跟朱元璋一样，别人都很怕他，因为他说到做到。他的管家叫游七，是他老家江陵那里的人，还是他的表弟，老老实实跟了他一辈子，吃了不少苦。在张居正当了六年首辅之后，他无意中听说游七讨了一个小老婆，成了一位科官的连襟，那位科官以此炫耀，企图向张居正效忠。张居正雷霆大怒，立刻回家召开家庭会议。所有人都来了，张居正叫游七站出来，询问他是否与某位科官成了连襟。游七承认了，张居正厉声斥问：我是怎么定家规的？迹不入宫门，不和官家人打交道。人家把姨妹介绍给你当小老婆，不就是因为你是我的管家吗？张居正下令让警卫用廷杖的棍子打了游七一百棍，打得游七一条腿终身残疾。他真干得出来！所以他死的时候，他六个儿子不认识一个当官的，想去喊冤都找不到人。这是第一条禁令，不许身边人与官府打交道。

第二条，清理超标准干部待遇。

当官的多吃多占，自古皆然。张居正上任之初，官员的腐败现象还是很严重的。从武宗到穆宗的六十二年间，一连三个皇帝都没有认真整顿吏治，因此使得明代中叶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期之一。张居正上任伊始着手整顿吏治，就是抓官员的腐败问题。他首先清理官员的“勘合”。什么叫勘合呢？就是今天所说的护照。当时京城的官员到各地去视察或上任，由兵部发给护照，拿着这个护照，可以去住各地的驿站，因为那都是官办的。慢慢的，一些有能耐的人都在使用这个特权，而且接待规格也越来越高，每到一个驿站，地方官员要出界相迎，离开时还要送出地界，超标准的住房，超标准的吃喝，临走时还要馈赠礼物。到后来，凡是会搞关系的都弄到了一本勘合在手上。高官身边的工作人员，七大姑八大姨的，几乎人手一本。张居正一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勘合全部没收，把各个驿站的账核查一遍，包括花了多少钱，花在谁身上，怎么花的。这一查才知道，朝廷里几乎都没有好人了。张居正说，过去的不追究，从现在开始，按新规矩来。按级别核定接待费用，多花一点就自己掏腰包。通过这些措施，当年公费开支节约了几百万两银子。

第三条，堵塞制度性漏洞。

到了明代中期，奢侈、排场现象已经十分严重，社会风气非常恶劣，有些腐败甚至是制度性安排。比如孔子的后代，他的裔孙，被封为“衍圣公”；还有龙虎山的张天师，这也是个“标杆式”的人物。这两个人都被封为一品待遇，允许他们每年到北京见一次皇帝，吃一次御宴，谈一谈，再回去。根据安排，衍圣公一路都是住在“迎宾馆”，他每次进京的队伍有几百人，把他们家里生产的酒、土特产带着，一路走一路卖，虽然价格很高，各地的官员还是争相购买。就这样来去一趟，游山玩水，最长要半年，最短也要三个月，花费颇大。张天师是一个道士，却被封为一品，还赐金印，包括衍圣公也是这样。张居正一上台，把两人的待遇都给撤销了，由一品改为七品，派专人把金印收回，三年进京一次，一次不准超过一个月，只许报不超过十个人的费用，沿途不准私自兜售东西。既然这两个人的特权都没有了，其他人的特权就更没有了。他这算是抓了“牛鼻子”，就把一些特权制度给改掉了。我们说反腐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有的制度，就是让你有腐败的可能。

第四条，遵纪守法无化外之人。

国家法律，任何人都得遵守，包括皇帝，包括皇亲国戚。历代的改革都没有张居正这么彻底的。有一天，张居正说到武清伯李伟——李太后的父亲，明神宗朱翊钧的外祖父——说他的待遇严重超标，住房等各方面都超了标准，要收回。这样一来，武清伯就不干了，找他的小皇帝外孙闹，找他女儿闹。张居正就对李太后晓以大义，说，要让大明的江山稳固长久，约束自己以及眷属是你母仪天下的分内之事。李太后这个人很不错，父亲她不敢训，就把她的弟弟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他家的私田交税，他不交，说这是皇帝给的待遇。张居正让国舅爷这样的人把税都交了，哪个还敢说不交呢？因此，在张居正手上，国家财政一年好转，三年盈余，那么大的亏损，他一下子就给扭转过来了。从这个方面来说，反腐也可以提高“GDP”。制约皇权，这是古代任何一次改革都不敢做的事，张居正做了。

第五条，管好国家的钱袋子。

“国家”这个词，对于皇帝来说，会与我们常人的理解不一样。在他看来，国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国。张居正的改革是一定要把国和家分开。万历小皇帝登基后，仍按老规矩，经常要到太仓支取银两，赏赐后宫嫔妃，搞一些宫廷建设，花费比较大。张居正就搞了一个预算制度，比如今年的用钱计划，必须要在去年年底前，由司礼监和工部一起协商。今年皇上的祖陵、皇陵、家庙，有哪些建筑要安排资金，皇帝的衣服嫔妃的首饰要添置多少，事前要有预算，不能想拿就拿、想盖就盖。皇帝感觉这样很不适应，也很不高兴，张居正就想了个办法，把皇帝用的钱和国家用的钱分开，分成两个部。管理皇帝用钱的，叫“内廷公用库”，就像我们说的皇家银行；管理政府用的钱，在户部，叫“太仓”，就是国家银行。然后给公用库拨了全国专卖品的利润和矿山开矿利润这两块，作为皇家公用库的经济来源，剩下的各种税收，则是国家财政的来源，这可以叫“分灶吃饭”。分灶以后，你的钱一年进多少，不足的部分由国库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补充，但不能毫无节制，要节省开支。这个改革在他之前没有，在他之后也没有。后来为什么小皇帝恨他？就同这种财政改革有关系。这也是张居正悲剧产生的缘由。我们说，资本主义萌芽是在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其实就是在张居正手上出现的。他用的完全是一种现代管理模式，具有民本主义色彩。

第六条，监察体制改革。

这种改革就是把由皇帝直接管理的六科，变成了由内阁管理。这个六科既监督皇帝，又监督百官。这个监察权的改变，使内阁推行的任何一项改革制度，都能非常快地推行下去。张居正可以称作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动他，他是累死的。假如历史再给他十五年时间，那么，他的富国强兵的理想就可以完全实现。可惜他死得太早，五十七岁就死了。朱元璋七十岁死的，他是五十七岁死的。这两个明代的代表人物，在反腐和廉政建设这两个问题上，各有自己的招数，而且都还非常管用。应该说，张居正推行反腐和廉政建设比朱元璋更难，因为朱元璋是至高无上的，而张居正上面还有皇权。把这两个人在这两方面的作风进行一些比较研究，是有很好的启示意义的。

下面讲第三部分：明代是如何打“老虎”的？

“老虎”和“苍蝇”都要打，但是打老虎的难度要大很多。明代被打死的最大的“老虎”，一个是大太监刘瑾，一个是首辅严嵩。这个级别倒台的官员不止这两个，但是因为腐败倒台的，就是这两个。没有其他政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太腐败了。这两个人腐败的行为，今天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刘瑾是武宗皇帝身边的“服务人员”，是宦官。武宗继位的时候十四岁，他当太子的时候，身边有八个太监为他服务，算是他的“私人服务团队”。后来剩了七个，这七个人每天陪他玩，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这七个人在明代被称为“七党”，包括刘瑾、马永成、张永、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这七个人坏到一堆儿去了。登基当皇帝，对于武宗来说是很累的一件事，他不愿意当皇帝，他一辈子都没玩够，特别喜欢玩，要是有现在每年都举办的“春晚”之类的娱乐节目，他绝对是一把好手。他每天最想做的，就是花样翻新地去策划一些娱乐项目，想方设法地玩尽兴。他去上朝，那么多人把他包围了，他感到很累，一回来跟这七个人在一起玩，抓鸟、掏鸟蛋、养老虎，他都乐此不疲。有一天，他说他的钱不够花了，因为他还是孩子，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钱。刘瑾就跟他说，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岳有钱。王岳是宦官的头儿，内朝的行政系统的“一把手”，叫司礼监掌印太监，底下还有四个副手，叫司礼监秉笔太监，下面还分二十四局，有三万多宦官，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系统。天下的镇守使监军，就是所有“军区政委”都是由朝廷委派宦官去当，这件事就由司礼监掌印太监来管。王岳老是瞧不起刘瑾这一帮小子，老是训斥他们，所以，现在刘瑾就跟武宗说他有钱。武宗问，他怎么有钱？刘瑾说，天下的镇守使监军都是他派的，每个人当上这个监军都要给王岳进贡两万两银子，您现在要是去抄他的家，起码有三间房子的金银财宝。武宗听了，就动了心，但是他又不敢动，为什么呢？因为王岳是他父亲生前很信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就说，皇上，如果您不动他，不相信他贪污，我说个方法，您不妨试他一试。皇帝说，什么办法啊？刘瑾说，您下一道旨，把天下各地所有的镇守使一律换掉，重新任命。皇帝说，那怎么行呢！刘瑾说，您就说，每一个宦官都可以自由报名，谁给两万两银子，就让他去做镇守使。当时全国有五十多个镇守使。皇帝说那就试一试。他还真的做了，像儿戏一样。他一试，全部的镇守使，就地免职，重新一宣布，不到三天，一百多万两银子就摆到武宗皇帝那里去了。刘瑾说，现在您信了吧？他们都当了十几年的镇守使，您说他们有多少钱？这样一来，武宗就心动了，但是这样大面积换这么多“上将”级别的人，而且一下子换光，天下政局不稳，人心动**，引起了朝廷内阁首辅刘健和两个次辅李东阳、谢迁三个人的不满。他们就跟皇帝交涉，说，怎么能这样！王岳也说，刘瑾是个坏家伙，您要不把这个人杀掉，将来后患无穷。皇帝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好坏还不能分清楚，这么多人在说，他就动摇了。他说，好吧，明天早晨天一亮，我就下旨把他抓起来。但是，君子搞政治搞不赢小人，这几人回去了，等着明天早上抓人，中间就留了这么七八个小时的时间。其实，“翻盘”只需要三分钟。其中有个小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就偷偷地跟刘瑾说，坏了！天一亮就要抓你，抓你们七个人。别人见不到皇上，但是这七个人可以见到的。他们直接推开门，进了皇帝的房间。皇帝还在睡觉，七个人就全都跪在皇帝的床前，说，皇帝您得救我们。皇帝还在装糊涂，怎么了？刘瑾说，就因为我说他们贪污，说他们银子多，他们就跑到您这里来瞎告状，反而我成了恶人。如果您要不为我们做主，那将来就没有人对您忠心耿耿了。皇帝说，那怎么办呢？刘瑾说，您现在就下旨，我连夜就把他给抓起来。皇帝说，那好吧。结果就把这几个人抓了。这就是宫廷政变，非常诡异，非常厉害。当时的大学士刘健、谢迁，吏部尚书韩文，宦官里面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五个人，全部是中央的“高级领导”，都抓的抓，撤的撤。五个太监发往南京充禁军，押出北京城，路上全部被杀害，然后刘瑾自己就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五年时间里，刘瑾贪污了多少东西呢？抄他家的清单在明代朗瑛《七修类稿》卷十三的“刘朱货财”里面记得很清楚，我念给大家听听：“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银）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袞衣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颗。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这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了。这样的大贪，今天都没出现过。大家想一想，五年的时间，竟然贪了这么多东西！我看了这个单子，身上都冒冷汗！难道他就不怕哪天东窗事发吗？查办刘瑾的人叫张永，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宦官里面的“二把手”。这个人当年跟王岳有点矛盾，刘瑾觉得他跟王岳有矛盾，就重用了他。有一次让他去宁夏，和当地的守备使杨一清平定宁夏王的叛乱。平定了之后，杨一清和张永先是互相试探对方，然后两人才敢说真话。张永说，如果不把刘瑾这个人干掉，武宗就被绑架了。刘瑾与首辅焦芳、吏部尚书张彩，这三个人狼狈为奸，整个国家都快完蛋了，而他的贪腐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一个官不是用钱买的。杨一清说，你说的这些，不可能让武宗下旨除掉他。张永说，那怎么办？杨一清说，你不是说，他们家收藏了很多盔甲吗？不是还有龙袍吗？那么他是准备篡权的。你进宫，单独找武宗说这件事情。这样，就把腐败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说刘瑾想谋反当皇帝，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是想当贪官。但是，只有往那上面引，才有可能除掉他。最后，张永找到武宗皇帝一说，武宗皇帝吓得哭起来了，当时他才十九岁，听说刘瑾要谋反，不知道该怎么办。张永说，你现在离开豹营，跟我一起住在南苑，暂时不要跟他们见面，其他的事情我来做。结果，杨一清秘密带兵进了北京城，来了一次大围剿，才把刘瑾除掉，然后清理出他的惊人的资产。

再讲另一只“大老虎”严嵩。严嵩是江西分宜人。世宗皇帝非常喜欢道教，一天到晚想着炼丹的事，希望吃下去能长生不老。严嵩每天陪他炼丹，炼完了之后就写一首颂诗，写得很好，拍马屁拍到地方了，后来就得到了世宗皇帝的信任，严嵩就被提拔为次辅，即内阁的“二把手”。“一把手”是他的老乡夏言。夏言有点瞧不起这个家伙。但严嵩一直忍着，后来找了个理由进谗言，皇帝就把夏言给腰斩了，严嵩就当了首辅。当了首辅以后，严嵩觉得没有人能成为他的对手了，于是就胆大妄为起来。他的儿子严世蕃等一帮人也明目张胆地开始卖官鬻爵了。他为了表现自己家族的“文化感”，给皇帝写了很多的颂词，还跟衍圣公结了儿女亲家，衍圣公的女儿嫁给了他儿子。由于他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许多官员敢怒而不敢言，最终，他的助手、次辅徐阶整整花了七年时间“做局”，才把严嵩扳倒了，抄了他的家。抄出来的家产仅次于刘瑾，他是明代的第二大贪了。抄出这么多钱之后，世宗皇帝感叹说，他从哪搞来这么多钱啊？张居正认为严嵩的贪腐现象是政以贿成的原因，政治腐败，官场黑暗，不行贿你所有的事情都做不好。

刘瑾比严嵩早了三十年。三十年间，接连出现了刘瑾、严嵩这两大贪官，可见当时的官场是多么的腐败。张居正改革就是出现在这两大贪官之后，并且以反腐作为突破口。从那以后，像这样的大老虎，再也没有出现过。他已经从制度设计上，把有可能产生大老虎的空间给压缩下来了，没有那么大了。

今天耽误了大家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讲的不到之处，敬请批评。

2014年5月4日

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廉政讲堂”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