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第2章（第2页）

在春秋后期，周天子创造的文化已经式微，很多小的诸侯国对周文化不重视，不遵循。楚国是反叛的代表，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周秦文化与楚齐文化相互竞争发展。秦国固守周制，楚国与齐国则能开创自己的文化道路。李白曾在湖北“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后来写过这样的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敢讥笑孔子，看似狂妄，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种常态。孔子的学说只是众多学问中的一种，没有唯我独尊的地位。

在春秋时期，鲁国是最钦慕、敬仰周天子文化的。孔子是鲁国人，因此他对整个周文化的崇尚不是无源的，是在鲁国一代代崇尚周文化的传统濡染下形成的。

孔子说了三段关于他喜欢周文化的话。第一句是：“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意思是说：周朝直接学习了殷、夏的宝贵文化，把两代文化的精粹保留下来，形成了周文化，这样的文化多么繁茂灿烂，我要一辈子追随。周朝的文化典范、文化风尚，是建立在殷、夏两朝所有的国家典章制度和周朝当时的文化形态之上的。周文化在当时中国政治上最大的贡献，就是开辟了三公格局——太傅、太保、太师，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官，百官管万民的管理模式就是由周朝奠定的。其中，据《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当时周朝是“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孔子说的第二句是：“吾其为东周乎！”周朝式微了，文化也衰竭了，我能否在鲁国建立第二个周文化呢？孔子把建立第二个周文化作为政治理想，但因为鲁国规模小，甚至遭受别国侵略，所以根本没办法承担文化重造的大任。孔子说的第三句是：“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意思是：人老了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梦到周公了，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对，周公不愿意见我了。

从孔子的这三句话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鲁国，周文化得到了完全的保留。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来到鲁国，他听到了周朝的音乐，欣喜若狂道：“我在这里终于又听到了周朝的音乐！”当时的宫廷音乐只有在鲁国才听到，要想见识周朝的礼节，得到鲁国。四年之后，晋国的韩宣子也来到鲁国，看到周朝流传下的《易经》《象辞》和鲁《春秋》，高兴地回去宣传，说周礼全部在鲁国保存。

举两个小例子，鲁国这个小国家在当时保留周文化，所以周朝在春秋时候的直接传承者是鲁国，但是当时进行文化再造而成为引领先进文化的是楚国。我因此想到一个问题：鲁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周文化，最终却被灭国了；楚国当时敢于在文化上创新，并从一个南方小诸侯国，成长为春秋五霸之一，这是为什么？我们对周文化的定义，有这么一些关键词：数量的、科学的、理智的、秩序的……这些特质从周朝的礼器就可以看出来，比如玉圭，它根据官职的大小、用途的不同，有着数以百计的分类：大圭、镇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周朝注重规矩和秩序，重逻辑思维胜于重形象思维。这种文化在青铜器上表现得非常完整，比如毛公鼎、黄河铁牛、汉朝宫殿的狮子，造型凝重、坚实。“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都城镐京的道路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笔笔直直，有王者之气。在精神上，周朝也讲究凝重、坚实。《诗经·大雅·生民》里面有句诗：“实发实秀，实坚实好。”意思是，真实的一定可以生长出好东西，一定是秀美、坚强的，可见其精神追求。当时唯独跟周文化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楚文化，楚文化的特质是奔放的、飞跃的、轻飘的、流动的，其造型艺术、语言节奏，跟周朝完全不一样。周朝讲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而楚人承袭庄子《逍遥游》的漫无边际的想象。所以，周朝是几何学的、古典的，楚国是色彩学的、浪漫的。楚国典型的艺术品是漆器，而不是青铜器。楚国有几件文物极具特色，比如“虎座鸟架鼓”，形态是以两只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一只长腿昂首的鸣凤，背向而立的鸣凤中间，有一面大鼓用红绳带悬于凤冠之上。再比如“鹿角立鹤”，外形是一只长有鹿角的仙鹤。这种变形的艺术在一千年后的欧洲才实现，在周文化里更是不可能出现。

诗经里面，比如“实发实秀，实坚实好”，是以双音节为主。而楚文化创造的则以多音节为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语言功能的拓展。多音节词汇的出现，表明生活的多样性。这是楚国活力的体现。再说齐国。现今说齐鲁大地，其实齐和鲁在春秋战国时是两个国家。与鲁国不同的是，齐国同楚国一样，都在创造自己的新文化，用今天的话说，这两个国家有点像“文化界的牛仔”，打破了一切界限。两国的文化创新，楚国重在文学，齐国重在哲学。“九州”之说，就是齐国的创造。齐国的学者邹衍直接称海外为“九州”。齐国在今天的胶东半岛，有很长的海岸线。邹衍认为，在大海无穷无尽的彼岸，一定还有很大的地方。那时候以中国人的航海技术不可能出去，但他觉得，海之外还有九州。他的“大九州”说影响了秦始皇，秦始皇想长生不老，就派人从当年齐国的胶州湾出发，去找海外仙山。今天烟台的牟平区养马岛，那个地方就是徐福率众多童男童女出海的地方。同样的思想，在楚国也有表现。屈原在《天问》里面就说：“九州安错？川谷何洿？”意思是说，海外九州我们该如何去安顿，如何去发现？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如何去疏浚？这样一种思想，已经超越了时代，超越了阅历，是凭想象而产生的。

齐人喜欢讲隐语。淳于髡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来向齐威王进谏，伍子胥的爷爷伍举，用三年不飞不鸣的鸟向楚庄王进谏。这在周朝的文本或者周朝的思维定式上是没有的，周朝就直接说：“大王陛下，你不能不上朝，你要认认真真做事。”是直来直去的。楚国和齐国的文学家、作家，都喜欢转个弯说，这叫隐语。

齐国最发达的是兵家，比如司马穰苴、孙武、孙膑、蒙恬……楚国最发达的是道家，比如老子、庄子。齐楚文化形成一种同盟军，所以兵家与道家这两家远远超过鲁国的儒家，使齐楚两国关系很紧密，成为当时对抗周文化的两支先锋队伍。屈原就非常赞赏齐国，一生三次出国访问都是到齐国，那时候屈原到胶东半岛海边上不容易，中间还要穿过好多国家，还要过境。可见两国的思想家与大文豪们是惺惺相惜的。当时担任文化创新任务的是楚国和齐国，担任文化继承与坚守的是鲁国。现在我们处处都在讲创新，却不应该忘记，两千五百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乐于创新，就在革新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文化寻找新天地，开拓新边疆，找到新出口。

到了汉代，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刘邦虽然灭秦建国，但是其文化却是齐楚文化的集大成者。秦的国家管理模式经过商鞅的改革，其格局已经完全不同于周，比如车同轨、书同文、郡县制。秦始皇登基以后，巩固了这些创新的典章制度，但其文化的内核仍然继承周朝。刘邦建立的汉朝把秦所遵循的周文化全部推翻，而将自己故乡的楚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其中包含了与楚文化相近的齐文化。齐楚文化在刘邦建立国家之后就一直统治着中国，历万世而不衰。

楚国被秦所灭之后，屈原投江而死，而汉朝最终在灭秦之后，又完全承继了楚国的文化和制度。举几个例子：汉代直接承袭楚的语言、风俗与习惯，称大人物为“公”，这个“公”是我们的口头语，毛公、周公、车公，在秦国不称公，而称上卿、大夫。司马迁热爱楚文化，他的官职叫太史令，但他自称“太史公”。再说风俗习惯。周、秦坐在右边的是大官，楚国坐在左边的是大官，汉代的官职也是以左为大，并一直影响后代，如明代的吏部左侍郎，就是“组织部”的“常务副部长”，吏部右侍郎，就是一般的“副部长”，从那到今天都没改，左为大。

楚文化影响深远。“楚歌楚舞”风靡整个汉代；项羽的“力拔山兮气盖世”就是楚国的歌谣；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也是源自楚辞。汉代人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出汉赋，成为当时文学的主流。今天能读到的一些最好的汉赋，像司马相如的、扬雄的，其代表作都是直承楚国遗韵。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高峰，无论是宫廷文学，一代文化宗师的作品，还是民间老百姓的口头文学，直接承继的都是楚国的文体。汉代的宫廷建筑和漆器上使用的两种颜色——黑色、红色——也是承袭楚国风格。楚国的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典章制度、衣食住行等等，都被汉朝照单全收。如果将传到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做一个剖析，则可以说，周秦文化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政统”，就是政治家所遵循的，比如郡县制。齐楚文化代表了中国的“道统”。

说到传统文化的优秀，作为荆楚文化的传人，我们有理由骄傲。司马迁就是楚文化的忠实传承者。为什么鲁迅说他的《史记》是“无韵之离骚”？除了语言的华美、瑰丽，人物的特立独行之外，司马迁做人的风格与屈原如出一辙。他是第二个屈原。他写项羽世家，写屈原，写孙叔敖，甚至写陈胜、吴广，无不充满了深情。读了《史记》以后，会发现“无韵之离骚”这个立论非常确切。司马迁是一个典型的秦人，为什么在周文化的腹地会产生一个仰慕楚文化的人？第一，充满了秩序和禁锢的文化氛围不适合天才的成长，司马迁是天才，所以我在《祭司马迁文》中说，文王五百年后而生孔仲尼，孔子五百年后而生司马迁。我也说过长江分为三段，三种文化，上游的巴蜀文化出“鬼才”，中游的荆楚文化出“天才”，下游的吴越文化出“人才”，楚文化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代表。但需要指出的是，汉朝在理论的建树上，也就是在经学的研究上，则主要来自齐国。

经学是什么呢？大致的意思是解释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诠释《诗》《书》《易》《礼》《春秋》《乐》这六经，这都是经学的范畴。汉武帝之后，西汉的经学研究已达到了一个高峰。可以说，最早系统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从汉武帝时候开始的。从那以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书汗牛充栋，在清代的《四库全书》之“经部”，就收录了经学及研究经学的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两万零四百二十七卷。

在整个西汉的经学领域中，是以齐国人为主。解释《春秋》这部书最重要的两部著作，也是在西汉成书的，一个是齐国人写的《公羊传》，一个是鲁国人写的《穀梁传》，大家今天还可以借助翻译看看这两部书。《穀梁传》对待春秋的解释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像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它只能解释无产阶级就是没有财产的人，全人类包括所有的人。但《公羊传》不一样，解释了无产阶级在解放全人类的过程中，如果它也变成了有产阶级，一样可以赞同社会主义和革命，这就叫创造性的理解经典。《公羊传》文采飞扬，思想深度超过《穀梁传》。所以今天研究经学，先把《春秋》读一遍，再把《穀梁传》《公羊传》各读一遍，就可以看到同样一本经典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史记》里说到了这一点：“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司马迁认为，从汉高祖建国到汉武帝这一段历史时期，只有一个人懂《春秋》，就是董仲舒。董仲舒为什么懂《春秋》呢？因为他的学问来自齐国的《公羊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之后的汉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汉武帝时期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一个是董仲舒，另一个就是司马迁，他们俩的学问一个来自齐国，一个来自楚国，他们两个人奠定了汉代的文化高地。

汉代除了经学之外，最能引起大家追寻的学问，还有两个，一个是“黄老之学”，一个是“庄骚之学”。“黄老”是哲学，“庄骚”既是哲学也是文学。后来大家解释这个“黄”就是指黄帝和老子，简称“黄老之学”。我认为这个黄帝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这个“黄”不是黄帝，应该是张良见到的那一位黄石公。可能黄石公这个人并不存在，是张良为了说故事杜撰出来的。张良说黄石公送他的一本书很重要，是一本姜太公的兵书。姜太公的兵书为什么在齐国发现呢，就因为姜太公封地在齐国，就像为什么鲁国出了孔子呢，是因为周公的封地在鲁国，所以周公找到了孔子，而姜太公的兵书传到了张良手上。为什么齐国出了那么多军事家，因为姜子牙封地在齐国。张良这个人很不简单，传说他在汉中的留坝县紫柏山从赤松子游，世人从此就找不到他的踪迹。留坝县有一座张良庙，我去参观时，留坝县的领导让我给它写副对联，我当时一挥而就：“以剑气养文心，无双国士；先黄石后赤松，惟一英雄。”这是我对张良一生的评价。张良是齐国兵家学问的集大成者，也是把“黄老之学”学到了家的大聪明人。

再说“庄骚之学”。庄子散文的哲学意义和隐语，即“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学问达到高峰。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天他带着学生在山里面走，看到一棵腐烂的树倒在地上，一踩上去树就折断，庄子对弟子说：“哎呀，你们千万不要当朽木啊，当朽木就是这种卑贱的下场。”再往前走，他们又看到一棵参天大树，几个人在那砍那棵树做房梁，庄子又对弟子说：“哎呀，你们千万不可做栋梁之材啊，成了栋梁之材就该让人砍了。”学生们纳闷了：“老师啊，朽木不可做，栋梁又不可做，那我们做什么呢？”庄子说，你们不要当朽木，也不要当栋梁，就做一棵普通的树。庄子从来没有直接讲怎么做人，但是通过讲树的状态让学生自己去体悟，这既是政治又是文学，既是智慧又是知识。庄子的智慧真是高超到了极点。“骚”就是屈原的《离骚》，用以指楚辞。看看屈原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就知道楚辞的文采有多灿烂，想象力有多丰富。所以，将庄子与屈原合称为“庄骚”，是对楚国文学的极大肯定。“黄老之学”来自齐，“庄骚之学”来自楚，从屈原到司马迁，从文风到操守，这种道统的魅力，对中国人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在《张居正》里写到过，有些官员为了坚持真理不怕廷杖，万历小皇帝说：“把这个人给我打死！”冯保赶紧说：“陛下，千万不可，他们就是要死，要以死表明自己的气节和操守。”这种不怕死的风骨，正是来自屈原与司马迁。

最后讲第三个问题：传统文化的创新能力。

中国历史上几次最伟大的创新，可以说是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在政治制度上，一是秦朝的郡县制，二是隋朝的科举制。郡县制促成了中央政府管理体系的建立，从而巩固了社会的稳定；科举制解决了人才选拔问题，从而推动了文官体系的建立。在科技上，前面已经讲过，将泥土变为陶瓷，将蚕桑转化为丝绸。这些都是让中国得以长期在世界上领先的关键因素。

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经过长达一千多年的探索，到了唐代，基本上确立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三家的传承各有体系。儒家的传承，从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戴震，到现代儒家七子。道家从老子开始，尔后庄子、杨朱、王充、王重阳、丘处机、张三丰等等。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可谓蔚为大观，各大门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等。在中部地区繁衍比较多的是禅宗，禅宗还有五宗：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其实就是以禅宗的确立为标志的。如果没有跟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相结合，没有庄子老子的精神在里面，佛教在中国生不了根。

儒家思想的根本，可以概括为一个字——“中”。“中”是一种哲学，全世界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名字是带这么深的民族文化特质在里面的，不偏不倚为之中，做人不要亢也不要卑，不卑不亢为之中，不左不右为之中，不上不下为之中，这是儒家的智慧。概括道家的一个字是“无”，佛家的一个字是“空”。就这三个字，足可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来路说得很清楚。这个“无”是指“无中生有”，“太极生两仪”，这个太极就是“无”，阴阳两仪产生了便是“有”的开始。“无中生有”，就是这个意思。两仪生五行——金木水火土，五行生八卦，世间万事万物就徐徐展开了。一个人如果不懂得开启这个阀门，不懂得什么时候到“有”，什么时候又回到“无”里面去，就不懂得怎么养心。佛家讲的是“空”，我有很长时间不了解“空”，空是什么？空是一种物质，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心经》里面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就是颜色的色，色就是客观世界。这个“空”既是客观世界，又不是客观世界，色不异空，不等同于客观世界，但也不相离于客观世界。所以说，空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留住才叫空。

我们今天说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个题目，也是解决“从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外王决定内圣，客观世界变了，主观世界就得改变。顺利的改变就是创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个是形而上的，一个是形而下的。我有一年看到张之洞为奥略楼写的一副对联：“昔贤整顿乾坤，缔造皆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欧亚遥。”他大意是说，在我之前的历代圣贤们，他们缔造了他们的乾坤、他们的时代，在江汉大地上创造了史诗。张之洞认为他也承担了这个任务。我们的事业不仅仅能够超迈古人，我们还能够超迈洋人，因为我们有这么深的文化做我们的根基。现在，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内圣”，伟大的民族复兴是我们的“外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的“内圣”要坚如磐石，我们的“外王”要日新月异。唯其如此，我们的创新才有落脚点，才有持之以恒的动力。

那么，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13年12月21日

在陕西“曲江文化论坛”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