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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立试验区(第1页)

第三章 建立试验区

1985年至1988年,胡锦涛踏遍了贵州的土地,在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论证的基础上,得出了一个结论:“在同样的政策条件下,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着效益上的差距,其结果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如果不相应采取有力措施,贫困地区将会更加落后。”如何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快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步伐,成为他集中思考的重大问题。针对贵州贫困面较大、贫困程度较深的特点,胡锦涛同志把目光集中在贵州省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毕节地区。

据统计,1987年,毕节全区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仅为288。9元,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84元,人均粮食不足200公斤,未解决温饱的人口达3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53。68%,人口自增率21。29‰,森林覆盖率仅为8。53%。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生态恶化,毕节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也是毕节地区的典型特征,人们日子好不起来,就希望以增加劳动人口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人口膨胀,地不够种,又引发了必然的“越贫越垦,越垦越贫”的恶性循环。陡坡开荒,林、灌、草、植被遭到反复而且严重的破坏,致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最终将他们身下的这块土地折腾成了“不适合人居的地方”。

针对毕节地区严峻的现实,胡锦涛提出了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构想。1988年4月,他在北京邀请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领导同志召开会议,介绍了拟建立“毕节试验区”的设想,期望得到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小组的支持。

1988年6月,经贵州省委、省政府上报,国务院批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成立。

毕节试验区是全国唯一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试验区。胡锦涛非常重视以创新的思路开展试验区工作,他特别强调必须“牢牢把握‘扶贫开发、生态建设’这个主题,针对全区有300万农村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这一现实,采取一切有利于摆脱贫困、落后的政策措施,加快资源开发,加速劳动力转移,大力发展商品经济,逐步实现绝大多数农民脱贫的目标。针对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已占总面积一半以上的现实,采取强有力措施,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把生态建设和经济开发紧密结合起来。尽快停止人为的生态破坏,并逐步走向生态的良性循环。”他说:“如果这两大目标都能如期实现,那就表明试验区的改革试验是成功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没有实现,那就说明试验区的任务没有完成。”

由此,毕节地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向石漠发起总攻的试验区,而海雀,则是这场生态建设攻坚战的发源地。

6

宏远而重大的决策,往往都是站在高地上的人做出来的。他们站得高,看得远。而对于紧紧贴着大地的农民来说,就只看得见脚下的那一寸土地,也只想得到眼下的那点儿事情。他们不懂得大概念大数据,他们更多地表现得很感性,只是觉得自己的生存环境太不如人意了。不如人意的地方在哪里?地里出不了庄稼,风来没什么挡沙,雨来没什么护泥,那种心情,跟秃子害怕照镜子是一回事。如果一定要谈理性,他们也只知道自己相依为命的这块土地弱不禁风了,只知道自己吃不饱肚子了,只知道自己必须在这块被人认为“不适合人居的地方”活下去。他们是凭着自己的经验,甚至是一个农民的本能去寻思土地的需要,就像一个儿子,在风起来的时候,会本能地替老母亲掩掩衣襟一样。

李淑彬正是出于这种本能,想到了栽树。

那是一个狂风呼啸的冬夜,李淑彬在黑暗中睁着眼听风咆哮,心痛着自己那没遮没挡的房子,便跟丈夫刘昌华说起了树。

她说:“要是这房前屋后有树就好了。”她能想到的,是这房前屋后有树,房子就不那么怕风怕冻。在她母性十足的想像中,她家房子不光在寒风中受着冻,肯定还担着惊受着怕。

她说:“我们可以栽一些树。”

刘昌华说:“你说的不是姜子树吧?”

她说:“不是姜子树,是正经的树,杉树啊柏树啊那样的大树。”姜子树哪能为房子挡风呢?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心里已经有了树苗。那是公社育下的几厢树苗,她有一次无意间看见,便从此惦记着,每有机会便跑去看。那情形很有点像一个身体里充满了母性的女人路过幼儿园时,总忍不住要逗留下来痴痴地看上那么一会儿。她就一次次把那些树苗看大了。它们真的长大了,应该移栽了。可是它们看上去无人问津。它们好像被遗忘在那里了。跟丈夫谈到那些树苗的时候,李淑彬说到了“难过”这个词汇,她替那些树苗难过。她说:“多好的树苗啊。”在她的概念里,它们就像那些长大了的姑娘,到了应该出嫁的年龄却因为父母的疏忽而被荒废在家里。她希望丈夫能到公社要几棵回来栽,她渴望做它们的婆婆。可刘昌华属于那种害羞的人,没答应她。

看丈夫那里指望不上,李淑彬竟然想到了偷。她想,并不是所有的偷都是可耻的。她偷树苗,只是因为太爱那些树苗,而那些树苗又被荒废在那里,她这样做,是可以救它们出来的啊。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女人都有一张手巾,她就用那张手巾扎了几棵树苗回家,把它们栽在了屋前。至此,她家屋前终于有了树。想像着有一天,它们长成了大树,既成了她家的风景,又可以为她家挡风沙,别提她心里有多安慰了。她把它们当婴儿侍弄,看着它们在她家院坝边上慢慢适应,转青,最后表现出一副安心住下来的样子,她便满心的成就感。

这时候,她对树的那份渴望也在悄悄成长。有了这几棵,她就想再有几棵。有了屋前的,她就想屋后也应该有,就想最好能在屋子周围栽上一片。于是,她连着跑了几次公社的苗圃,她那张手巾替她捆了几回树苗。最后,当然还是给发现了。她脸都吓白了,那毕竟是偷。可她万万没想到,人家却对她说:“这些苗长这儿也没人要,你尽管扯吧。”说这话的人是公社干部,他的意思就代表了公社的意思。李淑彬一颗心“扑通”落到肚子里,就喜滋滋把那些树苗全请回了家。那天晚上,她看着半屋子的树苗,竟忍不住弹起了泪珠。那都是给高兴的。她总算是把全部树苗都救下了。她将把它们好好的交付给土地,让它们拥有正常的树生。

刘昌华也喜欢,看那些树苗的时候,他眼里的稀罕一点儿也不比李淑彬眼里的少。

李淑彬问丈夫说:“你说他们既不要,为哪样又要育呢?”听上去,她就像在埋怨那些对子女极其不负责任的父母。

刘昌华说:“大概是暂时没顾得上。”

男人总是要比女人理性些,他能想到,那会儿刚刚改革开放,公社里的人有很多大事情要忙,哪顾得上两厢树苗呢?

既是这样,李淑彬就更是如释重负了。

这些树苗,被他们全栽在了房前屋后,那可是小具规模的一片,不用那么着急看见它们长成林子以后的样子,就想想都让人心动。

我们习惯性地相信一种说法,即人命里注定的东西总是跟他名字有些关系,李淑彬这个名字里就有三个“木”字,三木不就成“森”吗?所以这辈子,她注定要跟一片森林有关。自从她在房前屋后栽下了那些树,她便情不自禁地走向了她的宿命,走向了她的森林。

生活在石漠地区,农村干部们对生态的敏感自然也是最切实的。1982年的时候,大方县就开始往下下达造林任务。那时候,李淑彬房子周围的树木已经长出了一片好势头,她家那块地在六龙镇那片光秃秃的石漠地区呈现出诱人的生机,李淑彬也因此而小有了名气。“想造林,找李淑彬。”这话可是干部们自己说的。干部问她:“如果让你植树造林,你能干好吗?”她想都不想就说:“一定一定,保证栽好。”她对树的那种迷恋溢于言表,别人就没理由不相信她一定能栽好了。

于是,县里给了她300亩植树造林任务。

300亩可不是房前屋后那点儿面积,事儿也不是自家闲情逸致的那点儿事儿,是上头的造林任务,是一个担当,一个责任。

县里组织了一个植树造林经验交流会,有人在会上说:“栽树嘛,一锄一个喜鹊嘴,一锄一个灯盏窝。”就是说,一锄头下去起来,就放苗盖土。这算什么经验呢?李淑彬房前屋后那些树就是那样栽的,所以它们长起来很慢,成活率也不是很高。她后来心里一直自责呢,怪自己栽的时候没用心。可是那个会上,竟然没有更好的经验可取了。事实上,石漠居民对栽树的事儿都很陌生,就像出家人对生孩子很陌生一样。

心里七上八下回到家,李淑彬便跟刘昌华商量,到别的地方去取点儿经吧?

那当口,刘昌华正管着营业所一个修建工程,为了让丈夫安心去取经,李淑彬向他保证:工程上的事儿我替你照管着,你尽管取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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