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秦国灭亡（第1页）

秦国灭亡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九月，胡亥葬始皇帝于骊山陵。十月戊寅，胡亥登基，是为秦二世。他任命赵高为郎中令。胡亥与赵高，一个极力设法保住篡夺的皇位，一个设法攫取更大的权势，他们都无心高瞻远瞩地谋划帝国的未来，而把全部精力用在政权内部的争斗。

胡亥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皇位的，与一切夺嫡之君一样，他必然极力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无上权威，并压制任何可能构成威胁的力量。

即位伊始，秦二世就向赵高咨询如何才能“悉耳目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他对赵高言听计从，而赵高的策划没有一条具有合理性。胡亥心中有鬼，众望不归，又缺乏深谋远虑，再加上赵高的误导，所以他的各项应对措施都显得更加过激、失当。

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暴行，导致政权体系内部分崩离析，从而动摇了国家的根本。

一是屠戮兄弟姐妹殆尽。夺嫡之君势必有防范、压制乃至屠杀宗室的行为。宗室，特别是诸位皇子都具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中国古代将他们称之为“地近势逼”之人。在正常情况下，在位之君都必须防范包括自己亲儿子在内的宗室皇亲，更何况胡亥属于非正常继位。

结果“公子十二人傻死咸阳市，十公主砭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本打算逃亡，又担心因此灭族，于是上书请求准许自杀以陪葬于秦始皇陵。胡亥大悦，竟批准公子高的请求。胡亥派人指责将闾等“不臣，罪当死”。

将闾说：“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从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奉命逼迫他们自杀，既不听辩解，也不宣布犯罪事实。将闾无罪，仰天大呼冤枉。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经过这场劫难，秦始皇的胤胄凋零殆尽。

二是大规模剪除异己。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当君位更迭之际，新君总要罢黜一些先君的旧臣，提拔一批亲信。夺嫡之君更是要剪除异己，镇压政敌。从维护权力结构稳定的角度看，只要有所节制，这样做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胡亥、赵高下手歹毒，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大规模剪除异己，乃至滥杀无辜。

首先被处死的是秦始皇的亲信大臣蒙恬、蒙毅。蒙氏兄弟干练、忠信，他们是秦朝的栋梁之臣。扶苏死后，胡亥想赦免蒙恬。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他诬告蒙毅曾反对秦始皇立胡亥为太子，劝胡亥杀掉蒙毅。胡亥听信谗言，不仅继续囚禁蒙恬，而且拘捕了蒙毅。子婴劝谏胡亥不要做出“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的蠢事，胡亥不听。他以“不忠”之罪处死蒙毅，又以“叛乱”之罪逼迫蒙恬自杀。

当时被胡亥、赵高诛杀或罢黜的大臣为数众多，包括秦始皇身边官居中郎、外郎、散郎等职务的所有近侍之臣、许多郡县守尉以及他们视为眼中钉的其他官员。

三是扩建秦始皇的骊山陵。作为皇位继承人和孝子贤孙，继体之君依据礼仪安葬、祭祀先皇，符合当时的政治规范。可是胡亥为了宣扬自己的权威和道德，证明自己是秦始皇的法定继承人，决定进一步提高丧礼的规格，大规模扩建骊山陵和宗庙。

胡亥宣布“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于是，下令秦始皇的妻妾嫔妃凡未生育者一律陪葬。他又担心工匠泄露皇陵的机关，把参加安置、填埋墓葬的工匠全部封闭在大墓中。这是胡亥一手造成的大血案。

四是大规模出巡扰民。刚刚即位不久，胡亥与赵高就计划巡狩，以树立权威。秦二世元年（前209）春，胡亥率丞相李斯、冯去疾、御史大夫德等人巡狩郡县，东到碣石，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秦二世企图用这种方式宣扬继承皇位的合法性。这种游行示威式的愚蠢行为只能增加各地民众的负担。

五是扩建阿房宫。秦二世元年（前209）四月，胡亥回到咸阳。下车伊始，他就声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

在他看来，继续贯彻秦始皇的各项既定政策和政务，标志着继承先皇遗志，也可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可是这样一来，就绝对排除了对秦始皇的政策进行有效调整的可能。这对维护秦朝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秦二世不仅“复作阿房宫”，还“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为了满足军队口粮及狗马饲料的需要，胡亥“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这又是一桩劳民伤财的举动。

六是穷奢极欲。胡亥“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赵高阿谀奉承地赞扬“此贤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胡亥穷奢极欲，肆意妄为。李斯曾有所谏诤，遭到严厉斥责。

胡亥认为，人们都赞颂尧、禹等简朴、辛劳，“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贤者之所务也。彼贤人之有天下也，专用天下适己而已矣，此所贵于有天下也。”李斯为了避祸，竟然上书皇帝，顺从胡亥的意旨。

李斯引用申不害的名言“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并进一步地发挥，说什么“能穷乐之极”方为“贤明之主”。李斯为了保身家性命，与胡亥、赵高沆瀣一气，这只能进一步助长秦二世的恣肆。

七是严行“督责之术”。穷奢极欲者必然行“督责之术”。赵高、李斯都鼓动胡亥“独制”“独断”。李斯认为，皇帝应当“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在他看来，“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

为此他主张薄罪重罚，所谓“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

胡亥非常喜欢听这一类的说辞，“于是行督责益严，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这些做法进一步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所固有的弊端。所谓的“督责之术”主要靠严刑峻法贯彻，它只能使秦朝的法制政治模式走向自己的反面。

八是“用法益刻深”。胡亥采纳赵高等人建议，进一步强化刑罚的严苛程度，“用法益刻深”。依据秦律，眼役者延误抵达戍地，只受轻微处罚，而秦二世重新规定：“失期，法皆斩”。他甚至在法外滥施暴政。这样一来，从宗室振恐，大臣振恐，发展到百官振恐，黔首振恐，全国上下一片恐怖气氛，势必“人人自危，欲叛者众”。

九是讳过拒谏。胡亥接受赵高、李斯的说教，主张“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他决意“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为了达到“身尊而势重”的目的，不准“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