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恐惧（第2页）

大姑虽这样说，奕华看得出，她其实非常渴望着说话哩。

之后的一天天，奕华愈来愈发现大姑从心里盼着她去。因为她每次刚爬完上寺庙的最后一步石梯，总会见到大姑扶着门正焦急地向外张望，拖着病恹恹的身子。去了，便捧出老荫茶让奕华喝。话题兜来转去，总归是上官老师——奕华讲她住的地方怎么一个布置，缝制的演出服怎么一个漂亮，怎么地受欢迎……听完一遍，大姑还要听，细枝末节反反复复地听，眼泪扑腾着往下掉。

也给奕华讲上官老师小时候的事情，说她八九岁时遇到刚解放，小城还乱得很，土匪、国民党逃窜的兵满街都是。那时，大姑带着上官老师和她妹妹待在一个川剧小戏班子混饭吃，再兵荒马乱也得登台唱戏，包括上官老师，头发被剃成光头，当男娃子用，在台上舞枪弄棒的。说到这，泪，又从大姑眼里簌簌而出，泣不成声地说：妹妹，你长得太像她了。那天，你站在这里，我以为是我的女子回来了。妹妹，你知不知道大姑这辈子好苦哟，说给你听，你有无耐烦心听？我知道山下有人说我。但他们哪里知道？谁也不知道的。我带进棺材谁也就不知道了。但妹妹，我想说给你听。你这样的年龄听了也未必懂。但我或许等不到你懂的那天了，你听了记住便是。

就这样，大姑对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女彻彻底底讲了自己的身世。

3

我的确是大军阀的女儿。

父亲很小便跟着爷爷在南亘山江口一带打鱼为生。大名都没有，被人叫“癞头”。该娶妻的时候，连叫花子的女儿也不愿跟他。父亲一跺脚，干脆跑去吃军粮。自以为命贱，也就拿着脑袋不当脑袋，打仗跟玩似的。竟得人赏识，步步高升。四十岁上下便在渝都成了拥有自己队伍的一方之霸了。

发达后的父亲立马干了两件事：一是在南亘山的笛山脚下修了一座我们上官家的大庄园；二是一口气娶了六房太太。父亲此起彼落的喜宴，让庄园总沉浸在红彤彤的色彩里，甚至让南亘山的夜空都弥漫着浓烈的酒香，醉醺醺的，欲罢不能。父亲从这个太太的院子串到那个太太的院子，赶集似的看花了眼。喝多了的时候，竟迷路，在庄园东园子池塘边的老黄葛树下，搂着地上碗口粗的树根，睡得鼾声阵阵，周围聚一群苍蝇狂飞。副官寻了半天才找着。醒了，见大家着急，却笑嘻嘻地拍着屁股说，梦见娶七姨太了。如果可能，倒想把天下的漂亮女人全娶光，让其他男人都打光棍去。

这些事是听我妈讲的。我妈总是眉头高蹙，眼含烟雨，一说一个叹息。我想郁郁寡欢的她是在叹息自己吧。不料，母亲的叹息是为父亲发出的。“他好可怜。”牵着我的手在园子里走动时，她老爱这样说，像在描述她的另一个孩子。

在庄园里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我从小长到十四五岁去读女师，见到父亲的面屈指可数，差不多就是每年的年三十夜。父亲把这么多太太撂在一个大的庄园里，自己在外走南闯北倒也潇洒，反正外边也有女人相伴左右的。抗战后期，父亲又在渝都南岸的山上置了一些房产，安置与他关系密切的几位交际花。但这种女人，父亲连妾都不会纳的，怕族谱不好写。父亲重孝道。我们婆婆在世时曾有话，上官家纳妾也得是规矩清白的女子。父亲倒听话。

父亲在我们家只是个符号，太太们拿来吓唬娃娃的头衔。就如太太们也是装点父亲男人形象的符号一样。我母亲排老四，不掌权也不得宠的那种。好在她很安静，从不与人争风吃醋的。父亲的女人都还算安静，兴风作浪的极少。一是，没有男主角在家，兴风作浪给谁看呢？二是，父亲六个太太，十几个孩子，除了老五生了一个男孩外，其他的全是女子。太太们都惭愧得很，哪还敢装精作怪？最初父亲也气鼓鼓的，回家就骂骂咧咧，不给太太们好脸子看。娶了七房，又张罗娶了八房、九房，仍是不得儿子。后来是华岩寺的老法师为他点破，说他杀戮了太多的男丁，欠了，命里该还，所以难带来儿子，他才作罢。

我差不多是在女儿国中长大的，我们家就是缩小版的大观园，除了家丁、抬轿子的、赶马车的，围着你转的全是太太、丫头、老妈子等形形色色的女人。读的学校也是女校，校长老师同学全是女人。

唯一的弟弟只比我小几个月。可以想象他在家的待遇，比贾宝玉在他家还宝贝呢，从上到下，没有谁敢叫他的名字，都叫“十爸儿”，连他的亲生母亲也是。但“十爸儿”一点也不骄纵或横行霸道。他心极善，眼睛总像噙着了泪，绝不吃羊肉与兔子肉，说那样动物小小的，怎能去欺负？父亲说，这般怯弱哪像我上官家的儿啊？父亲的确很难理解自己的宝贝儿子。他有限地与我们聊天时，说起战场上的杀人，眉飞色舞，从不因此有些许的不安。

庄园太大，又加之各自在外读书，姐妹弟兄平时难得一聚。我17岁那年从女师回家过暑假，看到两个穿着灰长衫、高高条条的男子，站在东园子的老黄葛树下说着话。好是惊讶：哪来的两个年轻男子呢？近处一看，一个是“十爸儿”，已长得很高的他，如女孩般秀气，眉眼更像他妈了。他妈是太太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有点周璇的意思。但十爸儿一个男孩子长成了那样的楚楚动人，倒不知让人如何是好？

另一个男子转过头来，有着“美人沟”的精致下巴先送过来的，然后才是恍惚的眼风，像仍在另一世界里流连。年龄大概在十八九岁，长衫子的灰是掺入更多白色的那种，显出了土布质感的薄透。显大，风一吹，长衫子旗帜似的在他身上飘扬，又像要挟裹着他上天去似的。他长得也文气，但属于俊朗的那种，给人风霜感。“十爸儿”介绍说，是他们大学大他一级的同学，叫胥尚飞。“十爸儿”让我称他为“胥老”。我“扑哧”地笑出声：“人家才多大，怎么就往老处叫？”男子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没……没关……没关系，大家约定俗成嘛。”他说。手心都是汗，说话挺紧张还口吃。但他的手的确是男人的手，骨节粗大，充满力量，像海洋。我的手被顷刻淹没，娇小无力了——是被他抓住的颤抖着的小鸟，无处躲藏——就这一瞬，我爱上了这个男人。

你会笑话我吧，握一下手就会爱上男人？但想想我身处的环境吧。你应该去过笛山下的那个大庄园吧？不是废弃了么？废了好，早该废了。那么大哪像人住的地方？鬼住着都害怕呢。那个时候园子里也见不到什么人影，阴气好重，花开过一二茬便成片地死亡。只有青苔旺盛，一不小心，连房间里的床柱头上也会爬满。笛山那边吹来的风也是湿漉漉的，倒真像有人吹出的笛声，低缓悲切，青天白日里听着已让人发怵了，何况夜里去听，魂魄都要被掠去似的。园子也不敢乱走：记得我有次跑进一条叫影子巷的，它细长窄小，真的就只能装下一个影子。以为它能通向哪里，到头却是铁青色的院墙。一株芭蕉树站在那里，自怜自艾。

从小我就看见妈妈她们这些太太们，或三五成群或独来独往在园子里闲逛，无所事事，怅怅相望，笑声也透着凄凉。她们也可以上街，但轿夫、老妈子一大堆人跟着，是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说话的。我妈这辈子只有父亲这个男人，并且只拥有九分之一，还常常打折扣。很少回家的父亲，回来也不一定是她的。好在她读过私塾，能认字，靠读小说打发时间，喜欢看《红楼梦》和张恨水的小说，一看一个哭，里边许多诗词对话都能倒背如流。妈就说过林黛玉，怎么不为宝玉死嘛，这么大个大观园，见来见去也就只能见到一个合适的未婚青年，外边或许还有好的，她又见不到，只能指望嫁宝玉了，未必让她去嫁不入流的贾环哪？

妈的话常让我为老式女人叹息，不仅是林黛玉，也包括我妈这样的太太，婚前婚后都生活在深宅大院里，没见过什么男人就嫁了，没与男人怎么好过就死了。一生过得仓促而稀里糊涂。就说九姨太吧，嫁进来才十六岁，还没你大呢，还贪玩。仗着父亲宠她，常常从南亘山坐车到渝都城里看电影，一连看好几天。迷上了赵丹。只要是他的电影便要看好多遍，边看边哭，回南亘山的路上还哭哭啼啼的。一个美国医生说她是得了抑郁症。最后，是吃安眠药自杀的，抱着一大沓赵丹的剧照死的。

我比我妈她们幸运，可以出来读书，偶尔也能接触到男人。那个年代男女关系也有随便的。男女互相爱慕，就可以搬在一起住，郑重的就登个报办个婚礼。也有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露水夫妻。但我妈却管我很严。她是大家闺秀，给人做妾已是她这一辈子的伤口，又看了那么多文艺书，内心很痛苦，感到自己的人生是无法收拾了。但，不允许我有闪失，拼了她的老命也不许的。可惜，我最后还是让她失望了。我跟胥算是私奔的，父母都气得要死。父亲没几年倒丢下这件事，妈却得病死了。我知道是我气死的。

“十爸儿”算是我和胥事实上的媒人了。那年夏，他让胥在我们园子里住了两个月。胥是南京人，也是大户人家的子弟。抗战初，家里的人死光了，孤零零地流亡到渝都读大学，和十爸儿亲得很。

后来与胥结了婚才知他竟是共产党，十爸儿也是。

听十爸儿说，一次日本人乱丢炸弹炸渝都时，他在大学高烧不起，跑不了防空洞。连父亲派去跟班的人，也各自躲了，身边鬼影儿都没有一个，叫天天不应。是胥不要命跑回寝舍背他走的。再回去一看，住过的地方被炸得七零八落。若不是胥，他哪有命？还有，他们有个山东来的穷学生，得了伤寒病，别说医病，连饭都吃不上。胥知道后，天天去照顾，卖血给他治病，自己饿肚子也要省一口给穷学生吃。还有，胥是辗转武汉撤过来的，要弄到一张武汉至渝都的船票犹如登天。胥父亲的老友为他弄到一张。到了码头，看到一个带着奶娃病恹恹的老婆婆在那里求爹爹告奶奶想买一张票，胥不忍心，竟把票给了她，自己几乎是乞讨着走到了渝都。

“从小到大你见过这种比孔夫子还仁义的圣人吗？或许佛陀也不过如此了。”十爸儿说。他对胥非常崇拜和爱戴，他相信胥的品质是其信仰带来的。十爸儿原也是个慈悲之人，他想成为胥那样的圣人，所以就加入了他的党。

我后来也加入了共产党。我想，拥有我爱人这种好人的党，就是个好党。我爱人那样的一个人——充满智慧、才干、仁慈、风趣，他选择的信仰就是真理。所以，我非常爱我们的党。对我而言，党和我爱人是一体的，党就是爱人，爱人就是党，无法分开。再说，在女师和我们接近的一位女老师也是共产党，不时给我们讲社会的不公平，借巴金小说等进步书籍给我们看。联想到父亲妻妾成群，称王称霸地欺负我妈，我对黑暗罪恶的社会也不满，很早就同情共产党了。应该说，我和胥的结合是有基础的。

我们婚后生活很幸福。我不知道世上还有没有比胥更好的丈夫？他才华横溢，不但为一些进步报刊写社评，还写小说、散文，连鲁迅也赞扬过他的文字。对我和孩子也很好（忘了说，结婚一年后，我们有了老大子丹，就是你叫的上官老师），很体贴很细腻。他竟会做旗袍，带着我上街挑布料。说我肤色白皙，倒不能艳丽，专挑淡雅的花色，反衬出光鲜来。又说我的身段天生是为穿旗袍备着的，丰腴适度，凹凸间的风情恰到好处。他站在桌子边弓着身子剪裁，靠在床头一针一线地缝，针脚比女人还精细。我抱着子丹坐在蚊帐里，看着灯下的这个人，四周安详得让人不敢相信。你可以想象我穿着胥做的旗袍上街时的情景吗？身后总会跟着小姐太太一大串，问旗袍是哪家做的？我就得意扬扬地答：是我先生自己做的。可以说，在当时名媛影星云集的渝都，我的旗袍也是最时髦的。

胥还为我做过唱川戏的戏服。还记得，他把电灯线放长，挂在**穿蚊帐的帐杆上。灯，像花苞儿似的垂下来，仿佛颤颤欲开，他凑近昏黄的灯光，给戏服一颗一颗钉亮珠。完了，就让我穿着戏服，水袖一甩，咿咿呀呀唱上一段，他会比过年还兴奋，开玩笑说：上官妹妹，若有一天失散了，我们就靠你唱川戏来接头了。

随着抗战胜利，组织上先后任命他担任渝都两个区的特支书记，我协助他搞秘书、交通联络等工作。我们的重点工作是联系一些纱厂的积极分子。他去给工人演讲，站在那里口若悬河，**澎湃，几百双眼睛盯着他目不转睛。他哭，工人也哭；他笑，工人也笑。我站在人群中望着他，为他的每句话、每一神态沉醉、痴迷——真幸福啊，那是我的爱人，他像党一样的伟大。所以，我热爱革命，从不觉得苦或危险，而是感到生命的充实、有意义。一想到母亲的一生是在那个阴风惨惨的庄园孤独地生死，便庆幸胥把我从那里带了出来，带到了劳苦大众中间，带到了革命队伍中间，所以，我真的很幸福。

到了1947年形势日益危险了，市委主要领导人叛变。那时的情形常常是上级出卖下级；男人出卖女人。胥也被出卖了。幸好当时他和十爸儿去了川西我一远房亲戚家联系些工作，遇上泥石流出不来，才逃过一劫。

我是在碚城被捕的。住一女师同学的农村家里，才生了二女儿子青，还没满月。

（造孽啊，造孽。妹妹，我都不知还该不该给你说下去了？不说，恐怕真要带进棺材去了。我不甘啊，我不甘，我受了那么多苦，不说，死不瞑目。大姑摸出手帕来擦拭并没有一滴泪的眼睛）。

没被抓进去前，也听党内一些女同志私下悄悄讲，情愿死，也不愿活的被抓到。受些老虎凳、钉竹签、鞭打火烙都不怕。受辱、强奸**才是女人最痛苦的。抓我时，也想撞墙死，但又割舍不下胥和两个女儿。他们如魂魄般追逐着我，附体，躯体又怎能独自去决定生死呢？

但，里面是比想象中的地狱更恐怖的地狱，魍魉都呆不下去的地狱。

他们让我交代上级，我怎能交代？我的上级就是我爱人，孩子的父亲，我能让我两个女儿没有父亲？

他们打我，扇耳光，抽皮鞭、坐老虎凳，脚都折断了，痛得死去活来，也顶得住，信仰、爱情的力量让我对肉体的痛苦已失去知觉。受刑时你猜我在想什么？可能谁都不会相信我所想的——我在想第一次在我家东园子的老黄葛树下见着胥的情景。黄葛树是哪时节植，便哪时节换叶儿。刚巧就在夏天换了一树新叶儿。娇嫩的黄，像才长满毛的小鸭子满树地嘎嘎叫唤似的。池塘的荷叶荷花也是一水儿簇新，新生儿般地光鲜。白荷花迎着风飘然的模样尤其让人记忆深刻。胥，原是背对我站着，听见我叫十爸儿，转回身来，慢慢悠悠的。夕阳照在他年轻的脸上，短短的胡须和银白的汗毛都是年轻的，两个嘴角微微上翘，眼睛含春带笑，整个人俊秀得很。你说，这么美好的一个人我能出卖吗？其他的人都不行，更别说是我的爱人。

几次审下来，敌人说我嘴硬，得来点有盐味的东西。

那天，我死也忘不了。造孽啊，妹妹，你要知道男人是些天杀的东西，比禽兽还禽兽。

一走进刑讯室，一伙禽兽也不东问西问了，坏笑着，眼睛流里流气的。他们把我四肢分开绑在柱子上，扒光衣服，用钢针捅我的**，烧红的烙铁把乳晕全部烧焦。我立马昏死过去。又用烙铁烙我的下体，满屋都是人肉被烧焦的气味加上血腥味屎尿味。

那些天杀的男人啊，比禽兽不如。他们哪里像是从女人肚子里爬出来的，全像地狱里魔鬼养大的龟儿子。我经常想起江姐骂敌人的那些话：你侮辱我，就等于在侮辱你们的母亲、姐妹、妻子、女儿。我也是这样骂的，只要有一口气，我就拼着命骂，我把这一生所知道的骂人的话，都骂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