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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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广州暴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三时半举行。

但是，张太雷于十二月七日在广州召开秘密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原定“十二月十二日举行起义”。

时间提前是因为其间发生了变故：十二月九日，“汪精卫在上海获悉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消息，接连电告张发奎，要其迅速解除教导团武装，搜查苏联领事馆，镇压各职工会”；十二月十日，“黄琪翔从西江前线回到广州部署镇压革命。国民党广东省会公安局宣布特别戒严”；同日，“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安米店被敌人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针对这突发的形势，“张太雷召开省委紧急会议，研究敌我情况，决定提前在十二月十一日起义”。

会后，广东省委向中央写出紧急报告，指出：“省委认为广州暴动之时机已到，此时如不动作，教导团力量将被其解散，同时敌人更加紧的向我们进攻，故广州暴动即须很快的发动。”同时，与会同志一致要求：“中央迅速派周恩来来广东指导工作。”

十二月十一日凌晨二时半，“张太雷偕同恽代英、叶挺以及工人赤卫队代表到四标营，领导教导团革命官兵誓师起义。张太雷作起义动员报告，并任命教导团各级指挥人员；接着，恽代英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凌晨三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教导团分三路出发”。与此同时，“警卫团第三营也分两路出发。在广州各处集中待命的工人赤卫队，在听到起义信号后，也纷纷出击。黄埔军校特务营的官兵也相继举行了起义。天亮前，除少数据点外，起义军已经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的大部分地区”。

是日六时，太阳就要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广州苏维埃政权正式宣布成立，并发表《广州苏维埃宣言》，向中外庄严宣告：“广州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一切政权都拿在工农兵的手里。”大加颂扬：“你们的胜利在革命历史上是伟大的，在世界革命的关系上，是很重要的，很值得赞美的。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亚细亚也是第一次。”

然而，敌人闻讯向广州集结，妄图一举消灭广州暴动的武装。其中，驻珠江河南岸的敌军李福林部在国民党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于广州暴动的第二天分两路渡河，向猎德和长堤反扑，与起义军多次激战。是日下午，敌李福林部“再次渡过珠江，从东郊猎德进攻大北门；另一路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南下的敌军，联合驻西村薛岳部，从大北门攻占了观音山起义军部分阵地，并分兵直扑起义总指挥部。起义军民奋起反击，收复了观音山”。与此同时，“张太雷参加了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后，返回总部不久，闻敌人向起义指挥部扑来，就急忙与第三国际代表乘车赶赴大北门指挥战斗，至大北直街附近，遭敌人伏击，壮烈牺牲”。接着，广州起义就失败了。对于失败的原因有各种说法，而李维汉的见解是中肯的。请看：

当时党中央还是以城市为中心，想保住这个胜利，而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德国人），又力主起义后坚守广州。所以，在起义的当夜，当叶挺看到要坚守住广州并不容易，正确地主张把队伍撤退到农村时，纽曼便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结果，本来可以是英勇的胜利的一战，却由于盲动主义的指导，终于失败，使广州的广大人民群众遭受了极其残酷的大屠杀，而成为“退兵的一战”。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总的方面看，对这次起义还是应该肯定，它是开始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影响。当然，不能否认，在起义的指导思想上也直接受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

另外，广州起义对国民党各派系的影响是巨大的。事后追论，失分最多的是汪精卫，得利最大的则是蒋介石。

诚如前文所述，汪精卫在北来上海出席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时，广州发生了第四军政变，遂招致新桂系、西山会议派等的非难。汪精卫为了摆脱困境，在蒋介石筹办婚事期间，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举行上海新闻记者招待茶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他一面回击李宗仁、吴稚晖等人的攻讦，一面为广州第四军政变辩护。由于他当年曾标榜自己是联共的大“左派”，故又在茶会上声明坚决反共，扬言：“无论任何方面，任何同志，任何武装同志，如果还要容共，兄弟必尽其精神心力，与之反对。”

但是，不管汪精卫怎样“回击”和“辩护”，新桂系控制的特委会丝毫未减对他的攻讦，并向预备会议提出了对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三人的弹劾案，要求取消他们出席四中全会的资格。对此，汪精卫不得不采用“拥蒋以自救”的策略，向预备会议提出《催促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案》以及《个人引退之附带声明》。但是，汪氏的算盘打错了，“促蒋复职”的提案被预备会议通过，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吴稚晖、李宗仁等人的继续攻讦和蒋介石的冷遇。

是上苍有意捉弄汪精卫，还是天助蒋介石上台？就在蒋介石与宋美龄完婚，准备度所谓蜜月之际，广州起义爆发了。这就更使各方面有了攻击汪精卫的借口。右派元老吴稚晖、新桂系核心成员李宗仁，乃至全国舆论，都一齐把矛头指向了汪精卫，指责汪氏有意指使张发奎、黄琪翔“盲目内讧”，“致共产党得一绝好机会”，“以酿成此次之剧变”，要求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黄，同时查办汪精卫等人。

十三日，汪精卫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就广州起义主动发表宣言，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恶化势力”，并对吴稚晖等人进行反驳。他宣称：“如今国内有两种恶势力，一是腐化，一是共产恶化，不断地向我们进攻。我们对腐化势力奋斗的时候，共产恶化的势力便来袭击我们；我们对共产恶化势力斗争的时候，腐化恶势力便也来袭击我们。这奋斗是不容易的，但我们相信，我们的奋斗，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但是，身处漩涡中心的汪精卫想游上岸是很难的。就算他全身都是嘴，也难以向国人讲清楚。他只有抱怨，说几个月来“跳来跳去”，实在是“跳得太苦了”。

然而，吴稚晖等人一口咬定汪精卫是共产党，攻击汪氏对广州起义一事不能辞其咎。桂系大将白崇禧激于义愤，竟然动了杀害汪精卫的念头。对此，陈公博在《苦笑录》中曾记述说：“汪先生旅居上海也被认为暴动的主要人，白健生（即白崇禧）径直找杜月笙要用绑票的方式派人直冲汪先生的寓所，企图加害。杜月笙说：‘这事我做不来主意，你问法国领事吧。’及至白健生找法国领事，法国领事也说：‘这事我们不能干的，你找杜月笙吧。’这样互相推诿，事情才平淡下来。”但是，出汪精卫所料的是法国领事又叩开了他家的门，直率地说：

“汪先生，您是我们法兰西共和国最好的朋友，我们不能不通知您，接受我们的建议，尽快离开这座冒险家的乐园。”

“为什么？”汪精卫愕然地问道。

“详情无可奉告。我们只能说，您再在上海住下去，人身安全将受到威胁。”

汪精卫听后吓了一身冷汗。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是蒋介石玩的鬼把戏。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正当蒋介石采取以静制动的手段，把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控制的特委会搞垮台，而西山会议派被搞得抬不起头来的时候，老政敌汪精卫又因广州起义处于全党共讨之的厄境中。他深思熟虑，遂又在策划“驱汪复出”的大计。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汪精卫只不过是一介和自己争夺党政大权的书生。但是，由于他曾是孙中山先生仙逝后的接班人，与之较量的过程中，必须投鼠忌器。用时人的话说：“要多用内功。”换言之，利用形势，造成四面楚歌的危局，然后再不动声色地火上加油，把汪精卫推向绝境。待到他通过杜月笙等请法国巡捕出面威胁过汪氏后，他笑眯眯地叩开了汪氏的大门，有意称谓着汪精卫名存实亡的头衔，分外客气地说道：

“汪主席，对您时下的困境，我虽无回天之力，但我可以向您剖心相告：我不仅反对置您于死地的做法，而且我还坚定地认为，时下的中国，没有任何人能替代汪主席！”

汪精卫不知是计，反而闻之几乎落泪。

“汪主席，”蒋介石依然操着尊崇尤加的口吻说道，“作为老同志，我不能不告诉您，李宗仁、白崇禧这伙年轻气盛的武人，为了报复特委会的失败，对汪主席很可能做出非礼的举动来。”蒋介石这番哀而动听的话语真的打动了汪精卫，他当即向蒋氏转述了法国巡捕的劝告。蒋介石听后喟然长叹了一声，故作生气状地说道：

“胡闹！我若仍能行使总司令的职权，一定拿李、白是问。唉，时下军权旁落，我也无能为力了。作为跟先总理一块奋斗的老同志，我只能说：汪主席好自为之吧！”

接着，当汪精卫于惶无定见，且主动向蒋介石讨教自救办法之时，蒋氏方说：

“时下，为了安全起见，汪主席不妨学着我的样子暂避异国，待我把这政局稳定之后，再请汪主席回来安邦治国。”

汪精卫在白崇禧举刀相逼之下，又经过蒋介石这番“好意”相劝，的确感到在上海已无立足之地了。无奈，他在向国民党中央提议恢复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并愿将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之事交由蒋介石办理之后，连夜写下有名的《辞职宣言》，遂于广州起义后的第五天——十二月十六日深夜，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低头登上一艘法国货轮，怀着怅然、郁愤的心情，第六次西行，赴法兰西过亡命在野的生活去了！

蒋介石就这样打败了一个又一个对手，在一片欢迎复出的声浪中，由沪抵宁，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