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的脚步,终于还是踏着稀稀落落的穗头,蹒跚而来。
产量毫无悬念地大幅减产。晒场上,各家分到的谷堆明显比往年小了一圈,甚至几圈。空气里没有了往年那种沉甸甸的、混合着稻香和汗水的丰收喜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压抑的、精打细算的沉默。算盘声在夜里响起得更频繁了,但拨动的,更多是无奈和叹息。
顾知恩升入了二年级。学费依旧是这个家沉重的负担,但陈永固和沈秀兰谁也没提过让他辍学的话。只是他用的草纸更粗糙了,那支秃头毛笔写出的字迹也越来越淡。
秋收后的一天,陈永固去了趟公社,回来时,带回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张师傅托人捎来的口信,说县农机厂冬天可能要搞一批农机具的冬季检修和保养,需要临时工,问他愿不愿意去,时间大概两个月,待遇比春天那次稍好。另一个消息,则让家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队里公布了今年最终的工分决算和粮食分配方案。由于受灾减产,工分值比去年又跌了一截。扣除口粮钱和各项提留,陈永固和沈秀兰辛苦劳作一年,不但没有分到一分钱现金,账面上反而还欠着队里十几块钱——原因是春天预支的款项和下半年购买救灾种子的费用,超出了他们全年的劳动所得。
换句话说,他们累死累活一年,到头来,不但白干,还倒欠了集体的债。
这个消息像一记闷棍,狠狠砸在陈永固的头上,也砸在这个刚刚从洪水和病痛中喘过一口气的家庭心上。
堂屋里死一般寂静。煤油灯的火苗不安地跳动着。沈秀兰拿着那张写着欠款数字的纸条,手指微微发抖,看了很久,才慢慢放下。她的脸色在昏黄的光线下显得异常苍白,嘴唇紧紧抿着。
顾知恩虽然不太明白那些数字的全部含义,但大哥铁青的脸色和嫂子颤抖的手,让他明白发生了极其糟糕的事情。他缩在角落的小凳子上,大气不敢出。
“张师傅说的那个活……”沈秀兰终于开口,声音有些干涩,“你去吧。”
“欠队里的钱怎么办?”陈永固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还有信用社的贷款。”
“你去干活,挣的是现钱。”沈秀兰抬起眼,目光里有种破釜沉舟般的平静,“能还一点是一点。队里的欠款……我去跟队长说,缓缓,分期从以后的工分里扣。至于信用社……总有办法。”
“你一个人在家,还要管小恩……”陈永固眉头拧成了疙瘩。
“我一个人行。”沈秀兰打断他,语气斩钉截铁,“开春那么难都过来了,现在怕什么?总不能……总不能坐在这里,看着债越堆越高。”
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却更清晰:“永固,这地里……刨不出金疙瘩了。光靠工分,咱们累死,也翻不了身,填不上那些窟窿。”
这句话,像一把冰冷的钥匙,打开了一扇他们一首不愿正视的门。是的,土地的产出是有极限的,尤其是在天灾人祸之后。而债务和生活的需求,却不会因此而减少分毫。
陈永固双手撑在膝盖上,低着头,肩膀的线条绷得僵硬。他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离开土地”这个念头,对他这样土生土长、视土地为根本的庄稼人来说,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背弃和冒险。春天那次短期检修,算是迫不得己的权宜之计,而这次……更像是一种无奈的“转型”。
长久的沉默。只有灯花偶尔爆开的细微声响。
“我去。”最终,陈永固抬起头,眼睛里布满了红血丝,但眼神是决绝的,“两个月。挣了钱,先把最急的债还上。”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比春天那次更加沉重,也更加义无反顾。
出发前,陈永固去了一趟队长家,说明了情况,恳请队里允许欠款缓交。队长抽着闷烟,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永固,我知道你家难。可队里也有队里的难处……这样吧,我跟会计说说,尽量给你缓一缓,但利息……恐怕不能免。”
“利息该多少算多少。”陈永固说。
他又去公社信用社说明了情况,申请贷款延期还款。信用社的人公事公办,记录了情况,表示会上报,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处理好这些,他将家里所剩无几的柴火劈好、码齐,又将水缸挑满。临走的前一晚,他将顾知恩叫到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