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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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那时候，二姐的手就是我的食品袋。跟着她我尝遍了乡间的野果。

即使在光秃秃的冬天里，二姐也能在野外地老鼠营造的“搬仓洞”里刨出一捧花生来！可这双手平素却是专拣黑馍馍吃的。在姥姥家里，饭一向分两种，黑窝窝是姥姥跟二姐吃的，掺了些白面的馍是我跟姥爷吃的。乡间的女人，似乎都长了一双拿黑馍的手，那仿佛是命定的。二姐才比我大四岁，又是姥爷姥姥极疼爱的孙女，为什么就不能拿白馍呢？那时，我不懂。长大了，我仍然不懂。但我却明白了“黑”与“白”。我固执地认为，黑与白就是人生的全部含义。

我痛骂过自己，似乎不应该这样“肢解”二姐。二姐施惠于我，我凭什么“肢解”她呢？

可映在我眼前的还是一个背影，二姐的背影。也许是我常常跟在二姐身后的缘故。在我的印象里，二姐肩头上那块补丁是很醒目的。那是一块蓝色的补丁，布是半成新，针脚很细，细得让人看不出。尤其叫我难忘的是那补丁上还绣着一朵花，是“牛屎饼花”。这是名字最难听的花，却是乡村里最鲜艳最美丽的花朵。在乡人的院子里，种在窗前的就是“牛屎饼花”。这种花的香气很淡，在风中细品才能捉到，但这种花的香气最久，即使干枯了，也有丝丝缕缕余香不散。后来二姐那绣在补丁上的“牛屎饼花”磨去了，只有花的印痕依然清晰……

从二姐的肩头望过去，还时常能看到邻村的一块坡地，坡地上立着一个年轻的汉子。在夏日的黄昏，那汉子总是野野的光着脊梁，远远看上去热腾腾的。间或拄着一张锄，就那么斜斜地站着，身上被落日的余晖照得亮亮的，像黑缎一样。开初我不明白，后来总见二姐就那么站着，即使背着草捆的时候，她也那么站着，痴痴地朝西边望。而西边坡地上的汉子，也常常那样站着，久了，就见他也朝这边望。那一瞬间，二姐就把头勾下去了，而后耸一耸背上的草捆，又慢慢、慢慢地抬起头……那坡地并不遥远，却没见谁走过去或走过来，就那么仅仅望着，望着。有时候，就见那年轻的后生在坡地里犁田，犁着犁着就打起牲口来。那鞭儿炸炸地晌着，人也一蹿一蹿地骂，骂声十分地响亮。于是，我拽起割草的二姐朝那边看。

看着看着，那汉子就不再打牲口了，重又规规矩矩地犁田，鞭儿悠悠地晃着，在坡上一行一行地走。收工时，天地都静了，又见二姐朝那边望，他朝这边望，就那么默默无言地相互望着……

这也许是二姐一生中最有色彩的部分了。在那个夏天里，二姐的脸总是很生动地朝着西边，与那年轻的汉子无言地相望。没有见谁说过一句话。我曾一再倒放记忆的胶片，是的，他们没有说过话，连一声吆喝都没有。后来那汉子就不再来了，坡地上空空的。可二姐还是朝西边坡地里望，一日又一日，无论风天还是雨天，二姐总在望，默默地，默默地……

终于有一天，二姐带我穿过了那块坡地。那是秋后时节，坡地里的芝麻一片一片地开着小朵的白花，香气十分浓郁。可二姐并没有在那块坡地里停下，她仅仅是看了一眼，就又往前走，身子摇摇的。穿过高粱地，又穿过玉米田，也不知走了多久，抬起服来，已经站在了坟地里。那是一块极大的坟地，坟地里最显眼的是一座潮湿的新坟。二姐就在那座新坟前站住了。

二姐站住了，我的记忆也“站”住了。只记得二姐留在坟地里的脚窝很深，五个脚趾的印痕深深地扣进地里，那印痕一圈一圈地绕着新坟，就像在地上镌刻一个巨大的花环……

这就是二姐的秘密。二姐一生中就这么一件秘密。

记得那是雨后的黄昏，在回去的路上，我要二姐带我去捉蜻蜒，二姐就带我去场里捉蜻蜒。空气湿湿的，地也湿湿的。蜻蜓在空中一群一群地飞，忽一下高了，忽一下又低了。那薄薄的羽翼在晚霞中折射出七彩的神光，旋得十分好看。我拿着场里的木锨去扑，东一下，西一下，总也扑不着。急了，我就喊；“姐，姐……”

二姐干什么都帮我。可那一次二姐没有帮我，我记得二姐没有帮我。

她站在场院里，一动也不动，默默地看着蜻蜓飞。蜻蜒飞来了，又飞去了，亮着黑黑的头，摇着薄薄的羽，一双双，一对对，在她身边打着旋儿。有一只蜻蜓竟然停在二姐的肩上，二姐还是不动，愣愣的。我跑过去扑，却见二姐的嘴在动，二姐说：“丁丁（蜻蜓）比人好。”

蜻蜓飞了，飞得很高很高。我听见二姐说：“丁丁（蜻蜒）比人好。”

四

二姐十八岁定亲。

按照乡间的习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十分隆重的。姥姥仄着小脚专程到城里来了一趟，跟母亲商量。母亲说，让妮来一趟，就在城里见面吧。接母亲的意思，在城里见面，就有了些体面。姥姥又回去问二姐，二姐不说话，只默默地坐着。于是就这样定了。

那天晚上乡下来了许多人。来相亲的画匠王村人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富裕”。家中的小院里扎满了自行车，全是八成新。七八条小伙整整齐齐地站在院子里，一身的新。进来一个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又进来一个还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个个都是蓝帽子，蓝布衫，蓝裤子。

布料是当时很时兴的斜纹布。那说亲的女人排在前边，手里赫然提着十二匣点心！她身后，蓝色的汉子们一个个木偶似的相跟着，小心翼翼地进屋坐了，叫人很难分清相亲的是哪一位。

大概是一支烟的工夫。众人稍稍地说了一些闲话，汉子们便站起身一个一个往外走，像演戏一样，上了场，又慢慢退场。二姐始终在屋里坐着，穿一件枣红布衫，围一条毛蓝色的围巾，就那么勾头坐着，怔怔的，不知在想什么。这当儿，一个瘦瘦的小伙临站起时把一个小红包递到了二姐的手里。他慌慌地看了二姐一眼，就往外走。突然，二姐站了起来，说：“等等。”她扫了那小伙一眼，慢慢地说：“把钱拿走。”

众人一下子愣住了。走出门的蓝汉子全都折回头来，一个个惊惶不安地望着二姐。尤其是那相亲的小伙，脸慢慢泛白，头上沁出了汗。那汗一豆儿一豆儿地生在脑门上，又一层层一排排地“长”，顷刻间布满了那张微微泛红的脸，凝住挥不尽的尴尬和窘迫。他站在那儿，周围静得没有一点儿声音，只有那汗珠滴滴圆润……

二姐勾下头去，匆忙解开了那个小红包，包里是厚厚的一叠钱。二姐把钱递过去，很果决地说：“拿走。”然后将包钱的小红纸轻轻地揣进兜里。

这是庄严的一刻。屋里的人全都默默不语，呆呆地望着二姐。多年后，我才知道乡下人是很讲究形式的，在他们看来，形式就是内容。这一揣使汉子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二媚收下了小红纸就等于定下了她的终身。她的一生就押在了那张小红纸上。就在那一瞬间。汉子们笑笑地走出去了。只有那未来的姐夫走得沉重，仍然挂着一脸的汗。他们感到诧异，二姐为什么不收钱呢？

二姐收下了那“汗”。当那汗珠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未来姐夫的脑门上的时候，我分明看见二姐的眼眨了一下。正是那一豆儿一豆儿的汗珠促成了二姐的婚事。二姐是在汗水里泡大的，她深知世上的一切都可以作假，惟有汗水是不会假的。二姐认“汗”。

事后我才知道，那晚画匠王村人的“演出”并不成功。事前，姥姥曾差“细作”悄悄去村里打听过。“细作”问：“套家怎样？”人说：“是东头套家还是西头套家？”“细作”又问：“东头怎样，西头又怎样？”人说：“东头套家瓷实，家人当着支书呢，西头套家穷……”“细作”回来说：“许是东头吧？”姥姥不说话，就问二姐：“妮，你看呢？”二姐不吭。二姐定然是知道的。相亲的婆家其实很穷很穷。那晚相亲的“行头”全是借的。钱是借的，自行车是借的，连身上穿的衣裳都是借的。为了相亲，乡人们集中了全村人的智慧和富有，从乡里借到城里……据说，相亲的姐夫已经说过七次亲了，一次一次都吹了。因为家穷，因为**躺着一个病瘫的老娘……

二姐耳聋心不聋。这一切她都是知道的。她执意不要那三百块钱，就是不要那注定将由她偿还的债务。

在出嫁前的一年里，二姐像换了个人似的，除了下地干活，就不再上田里去野了。我来，她也很少陪我去玩，就坐在家里做鞋，给表兄妹们做，也给那定下亲的蓝汉子做，一双又一双。每次来，总见二姐在纳鞋底，那线绳儿“嗞啰、嗞啰”地扯着，锥子从这边扎过去，又从那边扎过来，狠狠的。那动作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二姐的鞋底是有记号的，鞋底上总绣着一只黑蜻蜓。那蜻蜒用黑丝线绣成，翅儿乍乍的，还有两条长长的须儿，活生生的，只是没有眼。我指给二姐看：“没眼。”二姐懂了我的意思，笑笑说：“有眼就飞了。”

间或，姐夫也提了礼物到姥姥家来。还是穿着一身新新的蓝衣裳，来了就做，不是去挑水就是扫院子。而后就默默地坐下来，二姐不吭，他也不吭。要是二姐问一句，他就答一句，话是不多的。

二姐问：“吃了么？”

他就说：“吃了。”

二姐问：“家里还好？”

他就说：“还好。”

二姐问：“娘的病好些了？”

他就说：“好些了。”

二姐问：“能下床了？”

他摇摇头，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