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本神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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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星期二，当旭日东升照亮天空的时候，他们跑出了大约六英里，离一条向西通往蒙塔日的路只有50米。德国驻军几乎把古镇的住户家翻了个底朝天，同时派遣搜寻队到乡下寻找伞兵。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决定藏在路边的一个浅水沟，用树叶盖住身体，一直待到夜幕降临，那时候他们可以更自由地移动。时不时他们也会从树叶间隙偷偷瞧一瞧，看到公路上从诺曼底战场撤下的德国国防军师团，向东驶过的卡车和装甲师车队，还有几拨小巡逻队，他们推测那是蒙塔日驻军派出来追捕他们的。科尔比纳闷，为什么他们会在那里匍匐了一整天。“我怎么会陷入这种境地？”他后来回忆道。

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团队爬出水沟，开始按着罗盘方位朝伦敦方面告诉他们的约纳省登克曼安全屋走去。午夜时分，夏季一场来势迅猛的雷阵雨从天而降，田地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到处一片漆黑，几乎伸手不见五指。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把他们的手枪挂链拴在一起以防掉队。凌晨2点，浑身湿漉漉，痛苦不堪的他们发现自己并没有跋涉多远。突然，他们听到前面有微弱的声音，像是笑声。是德国巡逻队，还是法国农民？一道闪电照亮了前面的一座农舍。他们蹑手蹑脚地爬过去，里面的灯光似乎还亮着。科尔比想，这也太奇怪了。已经是深夜，农民早该睡觉了。勒隆决定冒险一试，走上前去敲门。他命令科尔比和维勒布瓦在附近的灌木丛用手枪为他做掩护。

勒隆轻轻敲了一下门。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杆步枪的枪管伸出顶着他的鼻尖。

“什么人？”里面的人问道。

“法国人。”勒隆应声道。

枪管示意他进去，门关上了。

科尔比和维勒布瓦紧张得要命。一分钟后，他们觉得像是过了一小时，勒隆出现了。他挥挥手向他们喊道：“没问题，进来吧。”

幸运的是，这间沙托雷纳尔镇北部名为“拉佛米洛娃”的小屋，碰巧是抵抗组织的一个无线电台站。里面有两个法国人，其中一个是八天前从英国空降到这里的。“拉佛米洛娃”的无线电操作员向英国发报，报告“布鲁斯”特工队已经抵达，但降落到了错误的地方。筋疲力尽的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进到小屋倒头便睡。

8月17日，次日早晨，巴顿的第三集团军拿下了他们以西约70英里的奥尔良。这三名突击队员，身穿小屋主人提供的破烂的农装，爬进了附近一名抵抗组织的医生提供的一辆破旧的雪铁龙。汽车的汽油发动机因为燃料短缺，烧的是木炭。中途在一个离目的地只有15英里远的十字路口，这辆车一直等着德国车队通过，才把杰德堡特工送到了约纳省的安全屋。登克曼的特工通过他们的网络，直到当天下午，才把他们送到了欧塞尔郊外的一个村庄，索梅凯斯——也是罗歇·巴尔代的总部所在地。

这辆雪铁龙汽车停在了索梅凯斯唯一的咖啡馆前。科尔比、勒隆、维勒布瓦爬出车子，急忙冲到里面。巴尔代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前，桌上放着一瓶红酒和一盘食物。他看上去30来岁，高挑纤瘦，头发乌黑，科尔比觉得他那双黑溜溜的小眼珠不停地东张西望。科尔比看到，他身边有几个武装保镖，他们用狐疑的眼光盯着他们三个人。巴尔代起身，面无表情地跟他们握手，他让自己的手下取来椅子让他们坐下，然后打了个响指，让服务员给杰德堡特工上菜。“你们去哪儿了？”巴尔代面无表情地问道，“我们已经等了三天了。我们接到了信号弹，但飞机没来。”

勒隆讲述了他们灾难性的跳跃和从蒙塔日九死一生的逃离。巴尔代正在说明他的组织的时候，菜上来了。约纳省遍地都是小型的抵抗组织团队，前法国空军中尉低声对突击队员说。三天前他发出了战斗命令，所以他们的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他手下现在应该有500名武装战士，但是还有六名其他抵抗组织头目控制着本省的其他游击队。省内的大城镇中，每两到三个镇就会有一个德军驻地，每个驻地大约有500名士兵，约纳省现在防卫比较松懈，因为一直有撤退的德军车队穿过。

“我们到这里是来帮助你们打德国人的。”科尔比边说，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地图，铺在桌子上。他开始一连串地问巴尔代有关他的“电阻网”和其他抵抗组织团队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这些情况，这样我们才能带来更多的武器，配合登陆盟军的行动，尽可能地打击敌人。”伦敦之前曾向该小组透露，已经通知“登克曼电阻网”要低调行事，直到下达全体武装出击的命令。但是巴尔代现在似乎不是特别渴望开始战斗，科尔比看他更像是一个走过场的小公务员，而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威猛的游击队领导人。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杰德堡特工都曾伞降到过情况复杂的地方。科尔比还在密尔顿大厅的时候，就听到一些团队发回的报告，汇报他们遇到过的领导力糟糕的抵抗组织头目，不服从他们的领导或按自己的议程行事。英国特别行动处已经启动了铁定规则，在贝克大街彻底审查之前，他们不允许任何特工进入法国的“电阻网”。但到1944年春，抵抗组织的兵力快速膨胀，根本无暇进行详细调查。法国已经沦为一个囚徒之国，残酷的占领者和从天而降来解放他们的盟军的炸弹剥夺了他们生活的基本条件。生存的唯一途径就是某些“合理化”地投敌叛国。法国间谍有时会根据自己的道德准则行事，有些人觉得如果被德国纳粹逼到绝境，为敌军效力也无妨，他们会交付一些尽可能杀伤力小的情报，然后如果可能，尽快返回同盟国一边，把他们从为敌人工作时所了解的情况反馈回来。伦敦收到警告，德国人控制了一些特工，但往往轻率地忽视他们。

科尔比感觉罗歇·巴尔代有点不对劲。那天下午，在索梅凯斯的每一个提议，那个法国人都找理由说不可行。当时科尔比并不知道，后来也不清楚，直到战后才了解到巴尔代是个叛徒，一个受阿勃维尔控制的双重间谍。让巴尔代变节的是法国最老奸巨猾的德国反间谍特工胡戈·布莱谢尔，此人有七个化名，是法国盟军秘密网受到一些最严重伤害的罪魁祸首，其貌不扬，头发快掉光了，戴着一副黑边宽框眼睛，鹰钩鼻子，满脸的赘肉。但布莱谢尔很有天赋，为了让法国人背叛自己的国家，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以崇高的事业为前提”。

战前没有任何背景表明布莱谢尔会是纳粹在法国的间谍捕手大师。布莱谢尔曾是汉堡的一个不起眼的商人，婚姻平平淡淡，生育了一个孩子。他40岁应征入伍，法国被入侵后，做了名低级别的警察。就像许多在法国的德国人一样，他很快就找了一个情妇，名为苏珊娜·洛朗，是卡昂一家酒吧的老板，很有魅力，与他一直保持情人关系，直到战争结束。

1941年春，布莱谢尔被招聘到德国军事情报机构——阿勃维尔，很快展露出一种特殊的天分——可以识破法国人的心思，引诱内奸，破坏诺曼底附近的抵抗组织“电阻网”。1942年12月，在许诺让他升官之后，他接受了更大范围的反间谍职责。但是迟迟未得到晋升，布莱谢尔倍感凄苦。他对潜在的线人总是自称“亨利上校”，好让他们相信他是阿勃维尔的大人物。有那么一小段时间，他甚至想过投靠盟军，但他很快就决定不去为他认为注定会失败的事业效力。1943年，布莱谢尔在巴黎亨利-马丁大道的办公室酝酿了一个极其野心勃勃的计划，他准备接手粉碎英国特别行动处在法国工作的间谍网络。以“大公爵”为代号，他开始着手渗透登克曼及其他的抵抗组织。

1943年3月，他启动了渗透登克曼的计划，当时他抓捕了一个名为安德烈·马尔萨克的特工人员，这个瘦高的马尔萨克就被关在巴黎南面弗雷纳监狱里。布莱谢尔每天去他的牢房探视，而且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无比憎恨纳粹的马尔萨克现在想要变节了。叛变之后，马尔萨克开始透露“电阻网”的细节，包括其领导人的名字亨利·弗拉热和一个叫罗歇·巴尔代中尉的关键人物。布莱谢尔让这位中尉到监狱探望他的战友，并开始培养他。接下来，布莱谢尔让帝国保安部暴徒逮捕了巴尔代，把他扔进弗雷纳监狱。布莱谢尔第一次来探监的时候，这个寡廉鲜耻的巴尔代就迫不及待地叛变了。他对“亨利上校”说：“放我出去，我会为你工作。”这名阿勃维尔的军士安排他逃离了弗雷纳监狱。

英国特别行动处通常不信任那些从敌人牢笼里逃出的抵抗组织特工，认为纳粹放他们出来是为了让他们窥探他们的老雇主。一些英国军官以及战略情报局反间谍人员发现，巴尔代能从戒备森严的弗雷纳监狱逃脱很是蹊跷，他们怀疑他已经成了双重间谍。但是伦敦方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正在向德国人泄露秘密。更重要的是，弗拉热天真地相信了巴尔代逃脱的故事，居然提拔他为登克曼的二把手。

巴尔代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线人，给布莱谢尔提供了更详尽的有关登克曼组织和人员的情报信息，有“电阻网”提供空降物资的时间表，以及弗拉热在法国各地活动的最新情报。阿勃维尔的特工因此截获了许多伞兵降落时落下的圆柱形容器，逮捕或尾随了许多其他登克曼特工。在巴尔代转移的情报“清单”中，最有价值的情报是诺曼底登陆前交给弗拉热的英国广播公司向抵抗组织进行广播的“最后指示”的破译密码。对盟军来说幸运的是，德国国防军忽视了阿勃维尔这条经过层层上报的情报。布莱谢尔为了奖励巴尔代，把他的月薪从6000法郎涨到了10000法郎。为了帮他搜集大量情报信息，这位阿勃维尔间谍还给他派了另一个叛徒，曾是法国空军军士的拉乌尔·基弗，又名亚卡·基弗，做助手。